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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文”归“朴”的写作历程——访王安忆

来源:文艺报 作者:行超 更新时间:2019/1/18 0:00:00 浏览:318 评论:0  [更多...]


者:《考工记》被认为是《长恨歌》的姊妹篇。虽然同样是以一个人物的命运勾勒一段上海历史,但是,《长恨歌》中浓烈的抒情色彩在您此后的作品中再少见到,到《考工记》时已经接近于白描;《长恨歌》里王琦瑶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是被几个男人所改变的,而在《考工记》里,陈书玉孑然一身,他的命运更多是被裹挟在历史的漩涡中。两部作品相隔20余年,于您个人而言,这中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两部作品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王安忆:评论作品的事,还是交给评论者,自己只能说写作时候的具体处境。《长恨歌》写于1994年,距《考工记》写成的2018年整整相隔24年时间,无论叙事还是语言,都有很大的变化。倘若24年前写《考工记》,篇幅一定不会在15万字结束,《长恨歌》在今天写,也不会写到27万字。然而,换一换的话,当年不会写《考工记》,现在也不会写《长恨歌》,这就叫机缘吧。写《长恨歌》的时候,文字追求旖丽繁复,所以才能写“弄堂”“流言”等等那么多字,还不进入故事,之后文字不断精简,精简到《考工记》,恨不能一个字当一句话用,弃“文”归“朴”,对汉语言的认识在加深,我想,这大约是两者的最大不同吧。

 

者:《匿名》推出之后,陈思和说“王安忆的小说越来越抽象,几乎摆脱了文学故事的元素,与其说是讲述故事还不如说是在议论故事”。而《考工记》又回到了之前那种比较写实的、以人物带故事的叙事方式。小说读起来有一种举重若轻、化繁为简的力量,我甚至觉得,这样的人物和故事对于您的写作和生命体验来说,简直是信手拈来。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也像它看起来一样轻松吗?

王安忆:多年以来,“具象”和“抽象”似乎交替上演,比如,《流水三十章》以后写了《米尼》,《纪实与虚构》之后写了《长恨歌》。记得那时候,陈思和谈到《纪实与虚构》,也说到“抽象”的问题,我说,具象的小说我也会写,正在写,那就是《长恨歌》。然后是《富萍》等一串叙事性小说,终至写到《启蒙时代》,野心又来了,企图为时代画像。接下来,《天香》再回到具象。然后《匿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陈思和的激励,他让我放弃阅读性,不要怕写得难看,举托马斯·曼《魔山》的例子,意思是有一些小说就不是为大众阅读写的。我觉得这样的激将是很有好处的,它扩充了小说这种文类,让我尝试叙事的边界,我和陈思和可以说是作者和批评者最良性的关系,也是上世纪80年代流传下来的遗韵,对于一个作者的写作生涯足够用了。

 

者:我注意到,您在《长恨歌》《匿名》《天香》等作品中反复提到“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事实上,这似乎也是您小说写作的一个特点。从细微之处着手进入,牵扯出庞然大物般的思想或情感表达。这是不是代表了您的一种文学观?

王安忆:“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可能是对事物的看法,至于叙事,倒不尽然,毕竟是有预期和设计的,工作在于怎样入径,直至达到目的。入径的方式各有不同,《长恨歌》其实是大处着手,从全景推到细部;《天香》也是从背景到前景;《匿名》不同些,从断裂处起头;《考工记》是沿着人物一路写去,比较老实规矩,但自觉得沉着大方。情况就是这样。

 

者:沪语对您的写作来说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您小说时刻存在的背景、依托,事实上,不仅是上海话,《红豆生南国》曾涉及广东话、《乡关处处》涉及绍兴话……很明显,您是对方言特别敏感的作家。在今天,普通话的通行,让方言变成了某种语言“化石”。在您看来,方言的存在除了语言层面的意义,还有什么其他的价值?

王安忆:我从来不用沪语写作,一方面是我们必须服从书面语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是我对沪语的评价不高,我也不觉得《繁花》是用沪语写作的,方言是个博大精深的词库,可惜我们不得不接受书面语的现实,但是,方言可以将普通话的格式破局打开一个新天地。语言即来自看世界的方式,又反过来创造看世界的方式,方言可提供资源,但如何与现代汉语变通,是费思量的事情。

 

者:因为对上海以及上海人生活的深入书写,您被认为是当代“海派作家”的代表。不过,与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海派作家相比,除了对世俗生活的细致摹写,您的小说其实更追求的是精神性与思想性的表达,用张新颖的话说就是“世俗人生中的庄严”。您怎么看当下的“海派文学”?

王安忆:我觉得“海派文学”是个伪命题,从根源上说,“海派”相对于“京派”是以批评的方式提出,“新感觉派”则是一个极狭义的概念,到今天则变成了时尚,从哪一点论我都不属于其中,似乎也看不到“海派”有什么切实的内容,所以,我既不承认我是“海派作家”,也不认为有“海派文学”这一门类。

 

者:当代女作家中您是对理论、逻辑和思想性有明确追求的。实际上,就您的作品来说,大众读者与文学界更接受的还是《长恨歌》这样具有世情小说特点的作品,而像《匿名》《纪实与虚构》《启蒙时代》这样偏重思想和抽象的作品,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您觉得,女性写作是不是有短板的?

王安忆:不能以性别论吧,还是个体的特质,有许多女性在理论研究领域获得重要位置,并且辨析都很严谨,风格也锐利。谈到小说,因是叙事的艺术,受众更倾向具象的生动性质。但也有意料之外的情形,在我出版的书里,《匿名》的销售颇不错,大约和读者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关,也见出小说的读者在更新换代。

 

者:很多作家的写作凭借的是才情和感受力,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有自觉、明确的美学追求,并且能够完整阐释自己文学观的其实并不多。上世纪90年代,您曾提出小说的“四不”原则,今天,对于小说写作有什么新的想法?

王安忆:相反,我的兴趣更在传统,即小说的起源,这其实是我们所以要读小说写小说的动因,也是小说安身立命所在。“四不”原则是方法,至今不变。新东西的产生需要几代人的实践,不是那么快就下一个蛋,有句俗话:60年风水轮流转,运势的周期至少要60年,莫说是艺术这种虚无的存在,文艺复兴多少年?14世纪到16世纪,还没算上前因和后果。

 

者:在文学界,您是出了名的拥有巨大阅读量的作家。对于当下文学创作的第一现场、青年作家的写作,您也保持着跟踪式的阅读和关注。可否请您谈谈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整体看法?

王安忆:我只是喜欢读书,所以才会写小说,我读书并不求有用,纯出于兴趣,这是自小养成的习惯,似乎有两种现实,一是正在其中度过的现实,另一个是虚拟的文字的世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只能是一己之见,我觉得上世纪90年代直至2000年是黄金周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完全不输给世界文学,事实上,世界文学已经在走下坡路,中国文学主要是小说,因为有特殊的个人经验,生机勃勃,但2000年以后有了变化,原因很多,现在大家习惯归罪“市场”,我倒不这么看,“市场”本来是个好东西,它一定程度反映了写作和阅读的关系,将象牙塔里的思想劳动引入活跃的生活领域。问题在于是不是真正的成熟的市场,而不被计划经济干预,也不要被国际奖项干预,总之,不要被外在因素干预,这些因素都在分解写作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