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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我险些去当了木匠

来源:凤凰网读书(微信公众化) 作者:格非 更新时间:2019/1/26 0:00:00 浏览:224 评论:0  [更多...]

1980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毫无意外地,我落榜了——化学和物理都没有超过40。母亲决意让我去当木匠。

当时木匠是很让人羡慕的职业。我们当地有很多有名的木匠,但我母亲请不到,她请了家里的一个亲戚。这个木匠因着自己是学手艺的,觉得自己特别牛,很是凶悍。他对我母亲说,这个孩子笨手笨脚的,学不出来的,我要是打他你会舍得吗?母亲只得说,你打吧。我很不喜欢这个跷着腿坐在木椅上的人——我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就对母亲说,我要考大学,而且要考重点大学。母亲睁大了眼睛: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连门都没有摸到呢,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们都要笑死了。

就在我灰了心,要去当木匠学徒的时候,一个镇上的小学老师,姓翟,敲开了我家的门。他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我至今仍然不知他是如何挨家挨户寻访到我们村的。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夜已经很深,大家都睡了。他戴着草帽,站在门外,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他劈头就说,你想不想读谏壁中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我当然是很愿意的,他说他可以把我引荐给那里的他的一位朋友。

当我拿着翟老师的亲笔信到了谏壁中学,他的那位朋友却告诉我,语文、数学必须拿到60分,不然也无法进入补习班。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高考成绩单。

在决定命运的时候,我的脑子还算比较清醒。我知道我的成绩根本不能进入这个补习班,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口袋里的成绩单给他看。于是我说,我把成绩单弄丢了。

“你可以去丹徒县的文教局,你去查一查,把分数抄回来。”他说,又给了我一个地址。

县文教局在镇江,青云门六号。在马路边上,我只要随便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就可以回到家,永远地做一个木匠的学徒。可是如果我去镇江的文教局呢?事情结果是一样的,我还是会得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成绩单,还是无法进入谏壁中学,还是要返回家乡,做一个学徒,为我的师傅搓好热毛巾,听任他打骂。

我徘徊了两个小时。镇江对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它实在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以我的性格而言,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会去做一些我觉得非分的事情。我觉得我90%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没有去过镇江。它对于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大城市,太远了,而且去了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对我都是无法逾越的理由。但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前去镇江的过路车子。

到了县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冷冷地说,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

我想也罢,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头离开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说我的高考成绩单丢了,能不能帮我补一下。

男的说,下班了,明天吧。

女的则说,我们还是帮他补办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误时间。

他们把我带回办公室,帮我查找档案,又问我办这样的成绩单,有什么用处。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补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他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敝旧。大概他是因此萌发了帮助之心。

他们问我需要多少分,我说语文70分,数学80分。说完了很后悔,因为这个分数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我又把分数改过来了,语文68分,数学70分。写完了之后要盖章,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是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

我似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拿着成绩单,飞跑着离开了。一直到回到家,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两腿已经虚脱了。

第二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了我在大学的求学之路。

对我而言,生活实在是太奥妙了,它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你永远无法想像,会有什么人出现,前来帮助你。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相信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呢?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因为我觉得生命如此脆弱,而生活很神秘。这跟后来的写作,也有相关之处。

关于暴力的记忆

写作中出现暴力,大概和童年有关。我的童年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与其他人差别也不大。其实在一个敏感的小孩子心里,却是波澜壮阔。

记忆中的暴力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我记得祖父曾经用谈笑的语气来讲述一个故事,当时我们村里的一个人,私通日本人。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祖父说,后来我们把他“弄”死了。怎么弄死的?祖父说,就是用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叫了一个剃头的来,用剃刀割断他喉咙。祖父说得轻描淡写,而对于一个小孩子,那些东西是很残酷的,完全不能接受。

我们上学的时候,如果不听话,有些老师会打学生的耳光,打手心。我的语文老师是个苏北人,他说,我不打你,可你知道我怎么惩罚你吗?我会把你的耳朵整个拧下来,让你的血“吧嗒,吧嗒”流到地面上。他就这么说,典型的语言恐怖。

谁都知道,战争是很残酷的,但是那时的很多电影,如《地道战》等,却似乎把战争喜剧化了。“文革”后期的日常生活也不乏暴力的内容。死人、暴力是很好玩的,小孩子喜欢去模仿。渐渐地暴力就渗透入了生活,成了记忆的一部分。暴力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很简单,任何人都必须如此接受。

我的一个朋友,从前当过医生。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个人被一根长长的钢筋穿过了手掌,大家把这个人手忙脚乱地扛到了医院里,心急如焚地问外科医生该怎么办。那个医生正在吃饭,他冷冷地说,怎么办啊?等一等。我先吃饭再说。吃完了,拿一个榔头,“笃笃笃”就敲了出来。敲出来后,他说了两个字:行了。而包扎一类的活就留给了护士。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还不是要一点点地敲出来?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外科大夫。冷酷而理性,还有一点幽默感。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都是这样一种人:穿着拖鞋,吸着烟,懒散,爱开玩笑,多少还有点神秘感。

死亡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名人,你有很多钱,地位很高,事业很成功,可是你还是要死。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我要死,做一个圣徒和做一个流氓,有什么区别?托尔斯泰在苦苦追索:生活中有什么力量可以安慰我?最后他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在我看来也不是真的答案:既然上帝给了我苦难,那么上帝认为我一定可以承受。如此而已。

过去那些内心坚固的人们

我与父辈可能难以沟通,但和祖父却可以相互理解。我的祖父有“历史”问题,我也不是很明了。他在监狱里关了25年,从东北放回来,他要洗澡。我那时很小,端着水盆进去,看见一个瘦瘦的老头,坐在一只大木盆里洗澡。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的裸体。他已经那么老了,头发都白了。我就跑掉了。

第二天,祖父要带我去拍照。对一个农村小孩子来说,拍照是很奢侈、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祖父把我背到很远的地方,帮我拍了童年惟一的一张照片。我拿着一个烧饼,穿得很臃肿——很可惜这个照片已经找不到了。

祖父和奶奶离婚了,一个人生活。他成天说一些我母亲看起来很无聊的话,做一些很无聊的事儿,把屋子打扫得很干净,或者帮村子里其他人做饭,或者教我背书。每到过年,他会做一大桌的菜,把他的孙子们叫过来吃,每个人发一包花生米,在当时是很贵的东西——用报纸包着的。当时小孩子是不懂什么是“反革命”,拿了花生米,吃完了那顿绝对丰盛的宴席,立刻溜之大吉。他当时对我们有什么期待?他心里有多少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已经不得而知。

我读大学的时候,和女朋友回老家,祖父要带我去看一个他很崇拜的人,叫仲月楼。他以前不带我去见他,因为这个人很厉害,学问太大了,写得一手好诗和好文章,书法又很好,写了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书,几本诗集,文章也很好。祖父说,如果他不想理你,是很正常的。果然这个人第一次看到我时并不理我,眼睛看着别处。我当时也很生气,你凭什么看不起我。我的女朋友当时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他和她倒是谈得很好,把我晾在一边。

可是我看了他的文才,就不骄傲了。他给自己父亲写的墓志铭是这样的:呜呼哀哉!我父秉光风霁月之度,锦胸绣口之文,经世邦国之才,奈何生不逢时。

他父亲也会写诗。仲月楼被关押在安徽的一个农场,他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写了一首诗给他,算是诀别,我记得诗是这样的:“遥望皖南天,我儿在那边。云飞去复还,儿怎不言旋?”一个快要死的人写给儿子的诀别诗,就应该这样简单,质朴!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更觉得这诗太好了。

像仲月楼这样超凡脱俗的人,也有着世俗的生活。他的女儿就完全看不惯他:你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写那么多诗,一点用没有。他就和女儿斗嘴,哈哈大笑,像一个老顽童。

后来他不知怎么给我写来一封信。称呼我为“贤契”,信中说,你是学文学的,文字的功底一定很好,你写几首诗给我看看。我当时心里有些虚,怕写不好,老先生说不定再也懒得答理我了。就请了一个中文系老师帮我写两首古体诗,那样也许还可以交往下去。结果他看到那些诗,把我大骂了一通,说你学了三年的大学了,连平仄都搞不懂。现在的大学怎么了得?他帮我把诗全部改了一遍,后面还附了他对文学的一些看法:大致说,你看,大江之上,风急天高,江水奔涌,才有波澜可观。你如果一直想过安全的生活,最好就不要去搞文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对我影响很深。他一直和我通信,直至他突然辞世。

他有一个姓孙的朋友。和他一样,也是他父亲的学生。在黯淡和孤独的“文革”岁月中,只有这两个人相互扶持和理解。

有一天,孙给仲月楼写去一信:我决定自杀了!能否先给我写一个挽联让我看看?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就会说,为什么不去劝他不要自杀!仲月楼说,他说要去死,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是不能劝的。他从《尚书》里找了八个字:“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孙接到信后果然就自杀了。不久之后,仲月楼也去世了。

但我还是可以看得见,这些人有着何等坚固的内心,何等的气度和风范。古老的传统隐约可见地保留在他们的内心当中,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而这个传统和我们现在接受的,已经完全不同。

你怎么可以想像在偏远的江南,却有着这样的卧虎藏龙。在旁人看来,他不过是一个种菜的老农,身份微贱,却有着不同于人的胸襟抱负。

我的一篇小说《青黄》,就是献给仲月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