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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的难度写作

来源:《山花》 作者:黄德海 张定浩 杨庆祥 李振 更新时间:2019/3/21 0:00:00 浏览:400 评论:0  [更多...]

自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尚未经过有效检验,但因互联网发展及其终端的便捷与传统媒介发生了割裂,它的蓬勃繁殖已深入当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就这一特点来说,它具有打破单一讯息来源的颠覆性,自媒体写作亦只是其中一环。简单粗暴及耐心的丢失或许是其快捷方式中不可避免的缺陷,但我们仍可以发现其中的优长,即时间的有效性、多形式的糅合、亚文化的特征,以及对内容的强烈反应,都是促使写作深入更多族群的方式,乃至于从某种程度上贡献了新的写作结构,而万路归一,最终我们会看到它依然是人类生活的延伸,我们应考量它的多重能量,并在其中鉴别媒介背后的作者/读者深度参与(内容)的程度,以及它对整个时代心理的表现。我们相信写作的难度绝不会因为媒介的变化而消失,但显见的庞杂轻巧与精神世界的浅陋和它对年轻一代产生的阅读影响又是我们所担忧的,所以就这一矛盾,我们特组织了一批批评家、文学编辑、作家、诗人对其展开深入讨论,以期发现它的多面。——编者按


黄德海:首先要明确的事实可能是,自媒体不妨看成一个充满生机的东西,不喜欢和阻止都没用,因为它是生机本身。其次是对自媒体的认识——自媒体的出现,既是对写作的解放,又是对写作的巨大限制。这说法看起来有点矛盾,那就不妨说得更明确些,自媒体给予了写作发表的巨大空间,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写作自我放松,此前需要编辑层层选拔的发表机制,在自媒体出现之后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其意义。

编辑的层层选拔机制,既是一个巨大的控制,又是一种有益的限制,就像任何规则起到的作用一样,它淘汰着普通作品,让写作者更加严谨地对待自己的文字;但编辑会有盲点和漏洞,超出编辑精神图景的作品非常可能被排除在发表范围之外。自媒体的出现解决了编辑的局限造成的发表不公,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写作和发表的随意。

从某个方向看,编辑的审稿如同“塔布”(taboo,常译为“禁忌”),意思差不多是,写作中很多事做不得——“生活永远是一种克制,不但是在人类,在其他动物也是如此;生活是这样危险,只有屈服于某种克制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取消旧的、外加的塔布所施加于我们的克制,必然要求我们创造一种由内在的、自加的塔布构成的新的克制来代替。”自媒体时代,由编辑外加的塔布必然为自我所加的塔布替代,或者说,此前由出色编辑形成的选拔机制,在自媒体时代需要成为每个写作者内化的自觉。

这个把审稿内化为自觉的过程,在自媒体时代,需要每一个写作者有意识地将此前编辑选拔机制形成的“明显过时的、陈旧不堪的、不利于新发展的因素淘汰掉;与此同时,仍将那些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织结构继续保存下去”,写作者因此与新的媒体时代达成了适应协议,也完成了自己的更新。在这个过程中,写作者越能体会此前选拔机制的多层级、有差别,就越容易触碰到写作丰富的艰难,而不是让文字始终停留在宣泄水准。

至此,我们差不多可以明白,无论发表和传播处于什么阶段,写作自身的难度从来不会降低,那些需要在写作中克服的难关,一点也没有在新的什么时代消失,而是始终存在在那里。或者也可以说,无论自媒体为发表和传播提供了怎样自如的条件,写作的难度最终还是结结实实落到了人身上。“是人弘道,非道弘人”,所有的变化本身,既可能是病,也可能是药,一个写作者能够对精神领域的贡献程度,最终仍然完全取决于他面对写作难度之时的态度、准备和表达水准。

张定浩:正如很多问题本身已经包括了答案,很多论题从设定之初大概也就同时预设了思维的进路。当我们接受“难度”这个词被用来作为“写作”的修饰前缀,也就是在接受一个隐而不宣的现实,即“写作”已然分裂为有难度的写作和没有难度的写作。

存在“没有难度的写作”吗?这曾经是不可想象的。原始时代的写作需要找到一面光滑的石壁和比石壁更坚硬的器具,简帛时代需要昂贵的竹简和绢帛,在属于众多匿名作者的漫长时代里,写作是一项集体性的史学行为,用以对抗人类的必死性,好在自然方生方死的循环系统之外开辟出某种可以延续的人类文明。而在个体意识觉醒之后,写作是抵达个人生命不朽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中占据末席。

因此,在印刷时代到来之前,写作一直是一种极其困难的斗争行为——作为书写,是和写作载体的斗争;作为创作,是和人类遗忘天性和必死性的斗争。印刷术的普及乃至现代社会的产生,已经极大降低了上述两种难度,写作变成每个受过基本教育的普通人都可以尝试的事情,但接下来,写作的难度依然存在,但它呈现出来的样貌,变形为发表的难度,即每个人都默认可以轻松地写作,但不是每个写作的人都可以获得发表作品的资格。换句话说,在纸质媒体的时代,写作的难度首先取决于是否能博得纸质刊物编辑的发现和认可,即一个有能力发表作品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一个写作者。

有很多关于编辑如何发现作者的动人例子,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数杰作是如何被一再退稿的。在刊物编辑和作者之间的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很多时候类似于批评家和作者的关系。刊物编辑和批评家,往往代表着一个时代相对主流的审美趣味,但一个时代的趣味如何过度到另一个时代的呢,往往是依靠少数写作者的推动,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刻,一个有志向的写作者的趣味往往会越过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这不意味着同时代没有他的欣赏者和读者,只是他无法抵达他们,假如他不率先被刊物编辑和批评家认可的话。

在这个意义上,自媒体时代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它取消了发表的难度。在自媒体时代,写作的难度不再被编辑和批评家所规定,每个人看起来都可以轻松地发表作品,传播作品。曾经被纸质媒体在表面予以统一的写作,就此分裂成两种写作,为人的写作和为己的写作。前者以点击率作为标准,写作的难度从发表的难度再度变形为传播的难度;而在“为己的写作”的层面,似乎一切曾经的从外部施加的难度都消失了,写作重新变成一种纯然个人的自由行为,而写作的难度也从写作者的外部转向其内部,也就是在这一刻,“难度写作”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词。写作的难度从此释放给每个写作的个体。每个写作者,从这一刻开始,是因为其各自在写作中遭遇的不同难度被区分。

杨庆祥:我们现在身处的不仅仅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严格来说应该是全媒体时代——自媒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读写能力的普及让更多的人有能力写作,有更便捷的途径去发表,甚至获得一些名声以及各种资本。由此很多人认为全媒体时代降低了写作的门槛,但是这仅仅是镜像的一面,在另外一面,我恰恰觉得写作变得更有难度了,对真正的作家、真正的写作要求提高了。当每一个人——这当然是一种文学大众化的幻觉——都可以来写作时,什么样的作品更值得去阅读?这成了一个问题。一部作品只有在形式、主题、思想深度、美学高度等方面有更深的开掘,它才能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学标杆,或者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精神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全媒体时代对作家的写作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就我个人的阅读趣味而言,我比较喜欢复杂的作品。文学当然有很多的层面,比如对流行文学来说,它可能更注重消费性,它需要一些模式化的叙述,它需要更加简单的情节配置或者人物设置,让它能够更轻松地被阅读,能够带来阅读快感和情绪刺激,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文学价值的一个方面。但是不能因为它有这一方面,我们就降低了对文学另一方面的要求,文学在精神意义上——最好的文学——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上,一定是对个人或者世界有一种深度的呈现、揭示和创造。作为一个批评家,我比较欣赏有精神景深的、有难度的、复杂的作品。比如说这几年我特别喜欢波拉尼奥的《2666》,这一作品展现的思想深度、社会广度,都是我比较期待的那一种作品。我也特别期待中国当代作家能够写出这样的全景式的作品,能把一个时代的各种精神困境、各种各样的欲望、人性的复杂性综合在自己的作品里面。

作家可能需要偏执一点,对自己的美学、趣味非常偏执,他需要坚持他的趣味与偏执,最后才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作家。但是批评家不能偏执,也不能太个人趣味,他应有一个全景式的、像雷达一样的设备——比如像你们贵州的“天眼”望远镜一样,能够覆盖和摄取很多信息,最后作出判断。批评家他也带有个人的倾向,但这倾向应该与公共性结合起来,也就是批评家应该更公共性一些。所以批评家在某种意义上,对作品的判断,更要有全局观,有历史的眼光,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

李 振:在我看来,“自媒体时代的难度写作”这个命题本身就带着某种焦虑,因为它包含了于自媒体时代难度写作与没有难度的写作如何抗衡的意思。但是,这种对抗的意义何在?当我们带着那种自媒体时代的焦虑来谈论这些问题时,有个基本的前提常常被忽略掉了,那就是在当前这个语境中,我们聊文学,讨论一部作品的好或不足,其实都是以有难度的写作的标准或要求来说话的。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认识世界的速度与方式,甚至改变了很大一部分人的阅读习惯。但是,当电影出现的时候,人们面对那种需要通过纸媒来阅读的文学是不是也产生过类似的焦虑?可后来呢?电影在,文学也在,现在我们大概很难再因为电影产业的蓬勃而去担忧文学该往何处去了。文学或者说难度写作有它面对世界独特的认知与言说方式,它可能不会被另外的表达方式或载体的变化而轻易改变。一个时代固然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这种变化或时代感的体现,本身就是在有难度的写作内部发生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如果我们总是陷在所谓自媒体时代的焦虑里,盘算着跟网文、鸡汤文甚至跟新闻较劲,在写作中考虑的是能不能拿到“十万+”,这不就像执意要用一篇小说去跟电影比票房一样荒唐么?如果真是如此,我想那样的作家一定会被无边的沮丧终日包围,直至离文学越来越远。事实上,难度写作面对的依然是难度写作自身的问题。这与自媒体时代有关,又与自媒体时代无关。所谓有关,指的是写作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别样处境中的人心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由此生出的是否充分的想象空间;而所谓无关,是难度写作面对的问题最终都要在其内部解决,它是语言,是修辞,是形式,是文学意义上或审美意义上的匠心和对生活的忠诚,这是在任何一个时代用心写作的人都共通又无法回避的。所以,自媒体时代或是其他什么时代可能是对难度写作最无效的限定,既然它是有难度的写作,那么它必然是以那个宏大的、显而易见的或是沸沸扬扬的场域之外的世界为志向,它可能要在热闹中发现沉默,要在观念之外发现被观念遮蔽的枝枝蔓蔓,要在有效、高效与快节奏中发现那些无用的或只能存放在记忆里的东西。而这一定不是对一个新的时代的无视,恰恰相反,这种写作的难度本身就证明着文学对时代更亲近更体贴更有情感的讲述。

来源:《山花》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