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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笨功夫才是“真功夫”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顾学文 更新时间:2017/2/10 0:00:00 浏览:624 评论:0  [更多...]

冯其庸 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1924年2月3日生。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等职。 图片选自《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黑明 摄

2017年1月12日,红学大家冯其庸在病榻上接受《解放周末》的专访。一句“我下的都是笨功夫”,概括了他一辈子的学术历程,也凸显了他对传统文化的一生挚爱。

10天后的1月22日,冯老在北京潞河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3岁。冯老的离去,不仅使我们痛失红学界的泰山北斗,也使我们痛失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化大家。哀悼之余,重温冯老生前与记者的最后谈话,不禁感慨——最好的缅怀,或许就是让这种“笨功夫”精神永不消逝,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永存不息。

1月12日下午三点半,记者如约来到北京通州区张家湾冯其庸先生的家——“瓜饭楼”。

采访定在下午三点半,因为这时冯老刚午睡醒,是一天中精神最好的时候。

冯老的房间小小的,很暖。他半躺在床上,见了记者,摸索着要戴上眼镜。他的幼女冯幽若拍拍他的肩,示意他不需要戴眼镜,他便把眼镜拿在手里,神情专注。

记者在冯老耳边“喊”话:“冯老,我用几个晚上的时间读完了您这本厚厚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冯老从枕头上很努力地抬了抬头,用清楚利落的声音说:“好,这样我们才有对话的基础。”

用各个本子跟庚辰本对,一句一句对

张家湾是曹雪芹墓葬发现地。冯其庸择此地而居,最后又逝于斯,情深至此,令人唏嘘。

冯其庸以《红楼梦》研究名世,著有《石头记脂本研究》《曹雪芹家世新考》《论红楼梦的思想》 等红学专著20余种,主持《红楼梦》校订工作,主编《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八家评批红楼梦》《红楼梦大辞典》等大型书系。

对于红学,他的一大贡献是抄本。

“我小时候就读过《红楼梦》,长大了也读,但真正开始研究《红楼梦》是在1974年,而且一上来研究的就是抄本。”冯其庸说。

那年10月,诗人袁水拍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化部副部长)。他找冯其庸商量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冯其庸建议校订《红楼梦》——因为这么重要的传统经典,却一直没有一本真正经过认真校对的可靠读本。

第二年,《红楼梦》校订组正式成立,袁水拍任组长,冯其庸任副组长,并主持校订业务。

校订组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已发现的《红楼梦》乾隆抄本有十几种,其中曹雪芹生前抄本就有三种,它们分别是乾隆十九年(1755年)的甲戌本、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乙卯本,和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庚辰本。校订究竟该以哪个本子为底本?

这个问题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争论不休,校订工作陷入僵局。冯其庸提出用庚辰本,却招致激烈反对,因为曾有红学权威发长文否定庚辰本的价值,认为该抄本是多个本子拼凑起来的。有人甚至对冯其庸说:你主张用庚辰本?拿文章出来说话。

拿文章说话,用证据说话,正是冯其庸的风格。

多年后,冯其庸在《风雨平生》中这样回忆:“研究庚辰本,我用最笨的方式。我用各个本子跟庚辰本来对,一句一句对。”

所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全部对完后,冯其庸发现,庚辰本的墨抄部分与乙卯本的文字基本一样,连行款都一样:乙卯本这一行多少字,庚辰本这一行就多少字;乙卯本这一行有一个错别字,庚辰本这一行也有一个错别字,都是一样的错。最有意思的是,乙卯本有一处底下有一句“此下紧接慧紫鹃试忙玉”。这是前一个抄手留给后一个抄手的记号,没想到,庚辰本的抄手抄书不动脑子,连这也一并抄了去。

在《红楼梦》十几种乾隆抄本中,只有乙卯本和庚辰本的墨抄部分是完全一样的。发现庚辰本是照着乙卯本抄的,在红学研究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乙卯本已散失一半,只剩下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庚辰本称得上是完整版的乙卯本。

至于乙卯本的价值,冯其庸与吴恩裕已于一年前发现。当时,冯其庸和吴恩裕在北京图书馆一个字一个字地查避讳、对笔迹,最终发现,乙卯本与怡亲王府藏书书目一样,避“祥”、“晓”两字讳,从而考证出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其子弘晓家的抄本。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红楼梦》还没有大范围流传开来,怡亲王家要抄《红楼梦》,到哪里去找?最大的可能就是直接从曹家找原稿来抄,因为当时怡亲王正是管曹家的。雍正曾亲批曹家“诸事听王子教导而行”,王子即为怡亲王。乙卯本的珍贵程度,由此可见。

“笨功夫”用下去,冯其庸心里有了底。1977年5月20日,他开始动笔写作《论庚辰本》,到7月23日写完时,原计划万字的文章,变成了10万字的书,也变成了第一部系统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专著。

《论庚辰本》一出,校订组都心服口服,同意以庚辰本为底本校订;此书出版,也引起了国际红学界的关注,第一次国际性的《红楼梦》研讨会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召开时,举办方特地发函邀请冯其庸赴美参加。至此,过去不受重视的庚辰本被广泛认可。

在抄本的问题上,冯老的“笨功夫”远不止于此,他还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工程——与季稚跃先生合作,历时十余年,把13种版本的脂砚斋评本全面汇集在一起,将各本竖行横列逐字逐句对校,并汇集全部脂评(含非脂评部分),于2009年完成了共计30卷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使学术界有了一个红学研究的资料宝库。

做学问,第一是“无证不信”,第二是“孤证不立”

考虑到《红楼梦》新校注本出来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篇序,文中一定要介绍作者曹雪芹,冯其庸便开始了对曹雪芹家世的考证。

这种研究,他使的还是“笨功夫”。

在冯其庸之前,有学者曾提出曹雪芹祖籍是河北丰润,后有人为之补充证据,认为曹雪芹祖父曹寅有两个朋友是丰润人,他们彼此称兄道弟,那曹寅也应是丰润人。

但冯其庸对此有疑问:称兄道弟或许只是一种社会习俗?

1963年,他曾在故宫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上看到一件展品:《辽东五庆堂曹氏宗谱》。隔着玻璃,这本宗谱给冯其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当时的他还没有开始红学研究。

如今要找这本宗谱,却因为当中经历了一场“文革”,展品不知所踪。

正在为难之际,有人提供线索:宗谱提供者家中还有一个底本。冯其庸兴奋极了,专程去找这位做面塑的曹家后人,借到宗谱后足足看了个把月,并在得到允许后,手抄了一份。

为了证实宗谱的可靠性,冯其庸从《清史稿》中找出了宗谱上有名字的二十几个人,其基本事迹和宗谱上所述完全一样。但谱上这二十几个人并不是同一时代的,“做学问,第一是‘无证不信’,第二是‘孤证不立’,我对自己做学问的要求是,一件事情要两条以上的证据才能论实。”冯其庸说。于是,他又开始查《清实录》。

当时,冯其庸的家在张自忠路上。那段时间,他白天上班,一到晚上,书房的灯就亮起来,常常通宵不灭。他每天看《清实录》,挨着年份,一本一本地看。忆起这段日子,他对记者说:“我当时就想,我读过了,书里头没有,就死心了;如果没有全部读过就得出结论,我会睡不着觉的。”

一直看到天聪八年(1634年),发现有一条实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曹振彦是曹雪芹第四代老祖宗,这是迄今为止官书记载的曹家历史中最早的一条,“原文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冯老说。

就在这时,辽宁博物馆的朋友写信告诉冯其庸,辽阳有一块《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的后面有一连串题名,其中有曹振彦之名。“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专门为这事赶到辽阳文管所,去库房看这块碑。光凭人家一封信,不看到实物,我不放心。”

看到了碑,冯其庸还不放心,他提醒文管所的同志找找看,会不会还有第二块、第三块?果然,一个月后,又在库房里找到一块《重建玉皇庙碑记》,虽然碑已经碎了,但“曹振彦”三个字还在。“在辽阳,曹振彦的名字两次出现在碑刻里,上面都有他的顶头上司,也有他的官职,还有他离职的情况。史料越来越多,我当时很高兴。”冯其庸说。

在辽阳,冯其庸的名头传开了,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个人,到处在找与曹家有关的东西。于是有人跑来问他:有所小学的门外立着块大碑,叫《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你要不要去看看?“当时我一听就很高兴,管它有没有,都得去查一下。”

碑很高,冯其庸向学校借了两张课桌垒起来,爬上去对着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字,仔仔细细地查找,从中找到了三个姓曹的人的名字。回北京后与抄下来的宗谱一对,这三个人都是宗谱中三房里的人,曹雪芹那一房是四房。

辽阳之行,还有意外收获。一贯喜欢走山访水的冯其庸,看完碑后去了当地一处叫千山的名胜游览。“美景当前,我忽然悟到,曹寅的《楝亭诗钞》和《楝亭词钞》底下,都有‘千山曹寅’,千山的主要位置都在辽阳,自称‘千山曹寅’,这等于说是辽阳曹寅啊。”

至此,曹雪芹祖籍辽阳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了,但冯其庸还是“不依不饶”。“后来我又进一步想,这些都是考证出来的,有没有‘曹振彦,辽阳人’这样的直接记载呢?”他想到,曹振彦在山西、浙江都做过官,于是,他查找山西和浙江的地方志,果然找到曹振彦名下写着“奉天辽阳人”。

从《清史稿》《清实录》上的记载,到辽阳碑刻实物,再到山西、浙江的地方志,为了考证曹家祖籍,冯其庸翻阅了几十种史籍、宗谱、方志和诗文集,甚至把五庆堂宗谱上的二十多人都查出了史料。如此费尽周折,仅仅起于对曹雪芹是丰润人一说的疑问,“我就是为了那篇序言要写得可靠、真实、有依据。”

一辈子,一部书。冯其庸用半个世纪的光阴研究《红楼梦》,最终花5年时间,融合了曹雪芹家世研究、《石头记》抄本研究、红楼思想研究、人物研究、艺术研究的全部成果,并吸收评点派的精华和其他红学研究家的成果,写成了《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这可以说是他全部红学研究的总汇,是他一生心血所聚。红学家李希凡先生评价它“是在文本、文献、文化的相互融通中完成的”,“是现代红学最有系统的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功夫还没练好,就想创新,不符合规律

红学大家的身份,并不能囊括冯其庸的全部。2012年初,汇聚了冯其庸一生学术精华的1700万字、35卷册的 《瓜饭楼丛稿》付梓出版,皇皇巨著,是对冯其庸完整学术生涯的总结和提炼。

出身贫寒的农民家庭,冯其庸的小学、中学,读读停停,他一边种地,一边自学,到处找书读。在读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时,冯其庸被这位圣僧以万死不辞的勇气赴西天取经的精神所震撼,不知不觉在他年少的心里种下了求学求真的种子。

若干年后,这颗种子发芽、生长,最终促成了一次学术壮举。自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间,冯其庸以古稀之年陆续完成十进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等壮举,终在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找到了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古道为玄奘东归后1355年来第一次被发现,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赞冯其庸“做了我们没能做的工作”。

对冯其庸来说,实地考察也是一种“笨功夫”。在他的“人生总结”《风雨平生》中,冯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我一向认为除了应该读书架上的书外,还必须读保存在地面上、地底下的各种历史遗迹和文物这部‘书’……对于一切学术的结论,没有可靠的文献,没有可靠的实地调查挖掘,就很难做出确定的结论。”

从“四清”运动被派到陕西开始,冯其庸就在艰苦条件下开始了古迹考察之路。“当时纪律很严明,如果你当天出去不回来,要处分的。我去看神禾塬上的香积寺,怕回不来啊,就拼命地跑。”后来到了干校,他没把批斗当回事,却一到礼拜天就早晨四五点起来,步行去乘火车,到附近能够一天往返的地方去考察。

“我是不管到哪里,都能跟做学问联系起来的。”冯老说。项羽自刎于乌江是千百年来的传统说法,但两次垓下调查,一次阴陵、东城及乌江调查,让冯其庸大胆提出项羽自刎于东城。“我去过东城多次,后来连东城遗址和城墙都发掘出来了,再结合《项羽本纪》等文字资料,项羽‘身死东城’是无可怀疑的。”

耄耋之年,冯其庸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创办“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大国学”概念,将西域学纳入国学研究视野。这样的学术视野,离不开每一步踏实的行走。

不仅潜心于学问,冯其庸还寄情于诗书,结缘于翰墨。曾有人求教他学问与书法之间的联系,他说:“我搞学术是下苦功夫,究根穷源,找不到证据不罢休。学书法也要有钻研精神,比如对《兰亭序》,我是反复研究的。藏在日本的《丧乱帖》在上海展出,我特地到上海去观摩。看,就是学。不仅要临帖,还一定要多看。年轻时我曾将喜欢的法帖张贴在家中门内,进门出门反复看,时间久了,就刻在心里了。”

“苦功是基础,功夫还没练好,就想创新,不符合规律。”冯老说。

诚哉如斯,笨功夫才是学术的“真功夫”。

专访

庸俗了,就不是经典了

解放周末:您还记得第一次读《红楼梦》是什么时候吗?

冯其庸: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的上半年,我在无锡工业专科学校读书,有位教印染学的范光铸先生,他的文化修养很高,书法特别好。他跟我说,你喜欢写诗,你去看《红楼梦》吧。我那时不知道《红楼梦》是什么样的书,以为是讲怎么写诗的,就高兴地借来看,一看发现是讲故事的,而且是女孩子的故事。那时我特别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种豪侠题材,就没再读下去。

后来,我去了北京,当时中央发动批判俞平伯与胡适的《红楼梦》研究,社会上很多人都在写批判文章,我们学校许多老师都希望我也写,我想,我还没有认真读《红楼梦》,怎么可以写?所以,整个运动中,我没有写过一篇批俞先生的文章,倒是下功夫读《红楼梦》了。

解放周末:您这辈子一共读了多少遍《红楼梦》?

冯其庸:那可不记得了,就是反反复复地读。我还手抄过整本的《石头记》。那是“文革”时期,我的《石头记》被抄家抄走了,还当作“黄书”公开展览。我想,这本书算是毁了,于是就托人悄悄地从图书馆借出一部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分朱墨两色抄写。那时我白天挨批斗,深夜秘密抄写,整整抄了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

抄完那天,我百感交集,吟成小诗一首,至今还记得,“《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

解放周末:一遍又一遍地读《红楼梦》,您读出了什么?是诗的意境吗?您曾说《红楼梦》带有诗的素质。

冯其庸:后来想起鲁迅老早就说过了,我不能算是第一个。鲁迅说,《红楼梦》是“无韵之离骚”。鲁迅这句话是最恰当不过了,《红楼梦》不用韵,但是有诗的内涵。

你闭起眼睛想想,《红楼梦》里写到薛宝琴穿一件大红斗篷,站在雪地里,贾母远远看到,说,你们看像什么?众人说,像仇十洲的画。这是诗的意境,又是画的意境。

《红楼梦》最了不起的是,里面描写的人物都是独特的,个性非常鲜明突出:林黛玉跟薛宝钗无法混淆,晴雯跟袭人无法混淆,王熙凤跟其他人也无法混淆。

从第一回到第八十回,诗意一直贯穿下来,后面的四十回就差多了,有艺术敏感和艺术经验的人读到后四十回,会觉出味道是不一样的。

解放周末:从抄本校订到曹雪芹家世考证,及对红楼思想、人物、艺术特色的研究,您一辈子和《红楼梦》这部书缔结深缘,为红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冯其庸:我下的都是笨功夫。你读过了《风雨平生》,应该知道我是怎么下功夫的。

解放周末:最近,有6部经典作品被纳入北京高考必考范围,《红楼梦》是唯一入选的古典文学作品,同时,《红楼梦》也在网上被票选为最难懂的古典文学作品,怎样才能拉近年轻人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诸如青春版《红楼梦》这样的“改良”版本是否是种恰当的途径?

冯其庸:不能让《红楼梦》庸俗起来,庸俗了,就不是经典;只能是我们的年轻人去下功夫,去亲近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