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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种种可能,周梦蝶与辛波斯卡

来源:文艺批评微信公众号 作者:洪子诚 更新时间:2017/5/7 0:00:00 浏览:1587 评论:0  [更多...]

   因为知道我“偏爱读诗的荒谬,胜过不读诗的荒谬”(仿辛波斯卡诗句:“我偏爱写诗的荒谬/ 胜过不写诗的荒谬”),诗人周梦蝶5月1日(2014)去世,台湾的朋友很快就把这个信息告知我。去年(2013)春天,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筹备第四届诗歌奖,有评委提名周梦蝶为候选人。主办方倾向于得奖人最好能亲自到北京领奖,让我打听周梦蝶的近况。我正好在台湾新竹的交通大学上课,便致信对周梦蝶有精深研究的翁文娴教授。她告诉我,周梦蝶身体不好,3月初台大开他的诗歌创作国际研讨会,还是被抱着进到会场的。因此,听到他离世的消息,并未感到特别意外。这些年,我和一些朋友合作编选可能今年出版的新诗选,周梦蝶收在上卷《时间和旗》里(下卷是《为美而想》)。他的简介由我执笔:

原名周起述, 1921年12月生,河南淅川人。曾在開封師範、宛西鄉村師範就读。家境贫寒。後从軍,并于1948年隨軍赴台。1952年開始寫詩。1955年因病弱退伍。當過書店店員,加入“蓝星诗社”。1959年取得营业执照后,于台北武昌街骑楼下明星咖啡廳門口擺書攤营生,專售冷门的詩集和文哲圖書。1959年自费出版处女诗集《孤獨國》。1962年開始禮佛習禪,終日默坐繁華街头,成为台北知名的藝文“風景”。直至1980年胃疾開刀,才結束二十余年的書攤生涯。他的行止,他一年四季厚薄不同的一袭长袍,和随意、简朴的生活方式,既是他创作的注脚,也成为与其诗并立的“行为诗学”。

周梦蝶筆名来自莊周午夢,寄托他对自由的向往。诗数量不多,几十年间仅得三百余首,在台湾诗坛获“淡泊而堅卓的狷者”的美誉。《孤独国》、《还魂草》中早期的作品,诗思常从心灵触发,借助传统文化意象“造景”,来探索生命悲苦的深度,在简约、洁净的语言中,蕴含浓烈挚情与忧心。他“自雪中取火,且铸火为雪”的句子,常被用来概括他诗歌内质的冷热碰撞、交汇所型构的孤寂、嶙峋的诗歌世界。虽少陈述日常生活情状和直接涉及政经时事,但也泄露1940年代从军青年流徙迁台“于家国无望”的压抑,而留下“大时代”反响的痕迹。2002年之后《约会》、《有一種鳥或人》等后期诗集,风格转向平淡、纯净、生活化,有了前期作品少见的诙谐、洒脱的情趣。2009年出版的《周梦蝶诗文集》四卷,诗歌之外,尚收有日记,随笔杂文,他与友人、读者往來書信,以及对其生平创作的研究资料。

这些文字大多是综合研究者的意见,我的“发明”不多。相比起余光中、洛夫、郑愁予他们,大陆读者熟悉周梦蝶的比较少。这两年知道他名字的多起来了,有可能是有的网站播放了台湾“在岛屿写作”系列纪录片的缘故。和我们这里以长篇小说作为文学兴衰主要指标不同,这个名为“大师系列”的纪录片,第一辑林海音、王文兴之外,其他四位都是诗人:周梦蝶、余光中、杨牧、郑愁予。其中,周梦蝶的《化城再来人》应该说拍的最好。“化城”一词来自佛家经典;筹划、制作这些纪录片的文化人的抱负、远见值得敬佩。这里附带说一句,十多年前,陈思和先生也有过为年事已高的作家诗人留下视频资料的计划,最后却因人力和资金的原因中途夭折。这些年相继离世的重要作家、诗人,如汪曾祺、史铁生、牛汉等,好像都未能留下他们系统的视频资料,真是可惜。

我最早读周梦蝶的诗是在80年代中期,好像从《还魂草》的复印本,也从刘登翰编选的《台湾现代诗选》(春风文艺1887年版),印象较深的如《摆渡船上》,《孤独国》、《囚》、《菩提树下》、《托钵者》等。因为岌岌于俗念和纠缠于俗务,也可能有诗歌方式上的原因,我对他的诗的精髓体会一直有限;相比起来,可能更亲近他晚年那些取材日常生活、语言趋于平淡的作品。像《有一種鳥或人》这样的,就不可能出现在他早期的诗集中:

有一种鸟或人

老爱把蛋下在别家的巢里:

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 把别家的巢当作自己的。

而当第二天各大报以头条

以特大字体在第一版堂皇发布之后

我们的上帝连眉头一皱都不皱一皱

只管眼观鼻鼻观心打他的瞌睡──想必也认为这是应该的了!

当然,最能代表周梦蝶诗歌风格、也体现他的创造性价值的,还是他早期诗集《孤独国》、《还魂草》中的作品。

“对诗人的纪念,最好是去读他的一首诗”——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因此,在周先生离世后,便给爱好诗的朋友,转发了他写于2004年的《我选择》:

我选择紫色,

我选择早睡早起早出早归。

我选择冷粥,破砚,晴窗;忙人之所闲而闲人之所忙。

我选择非不得已,一切事,无分巨细,总自己动手。

我选择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

我选择以水为师——高处高平,低处低平。

我选择以草为生命,如卷施,根拔而心不死。

我选择高枕:地牛动时,亦欣然与之俱动。

我选择岁月静好,猕猴亦知吃果子拜树头。……”

这首诗有一个副标题:“仿波兰女诗人 WissLawa Szymborska”。辛波斯卡和周梦蝶算是同一代人,出生在1923年,比周梦蝶晚两年。她的全部诗作比周梦蝶还要少,据说只有一百多首,却影响极大。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在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很大反响。随后也有几部中译诗集出版,但知名度远不及也获此奖的帕斯、希尼、米沃什、布罗茨基。但是这两年,知道她、阅读她的人多起来了。某个诗人、作家一个时间热度的提升,除了作品的质量外,也可能有另外的机缘。比如辛波斯卡2012年的去世,比如她的中文译名从拗口的“希姆博尔斯卡”变为辛波斯卡(台湾则译为女性化的辛波丝卡),比如波兰现代诗人“集束式”地在国际诗坛获得高度评价(米沃什之外,还有扎加耶夫斯基)……另外重要的一项不应忽略,就是一种或几种出色译本的诞生。毫无疑问,2012年《万物静默如谜》[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的出版,为“辛波斯卡热”起到重要作用。译者是陈黎、张芬龄夫妇,他们在台湾师大英文系时是同学,陈黎也是台湾著名诗人。诗人译诗其实是个重要传统,也可以说,出色的诗歌翻译更多出自诗人之手。早年如冯至、戴望舒、卞之琳、穆旦,近年如北岛、黄灿然、王家新、张曙光。我们引用外国诗人作品,有的时候会忘却译者的名字,不大明白翻译的创造性劳动性质。事实上同一首诗的不同译本,其差距有时候真的是判若云泥。陈黎、张芬龄的译本《万物静默如谜》不足二百页,一年的时间已印刷四次达十万册。在互联网上,我曾看到辛波斯卡的拥戴者上传她的诗达二三十“楼”,它们均采自这个译本。一位“严肃诗人”得到这样的关注,在我们这个时代,也算是个小小的“奇迹”了,而这显然得益于这个优秀的译本。

因为标明“仿”辛波斯卡,在转发周梦蝶诗的同时,也一并附上被“仿”的《种种可能》。周梦蝶说“我选择”,辛波斯卡说的是“我偏爱”。“选择”与“偏爱”的情意程度或有差别,但都是在提示、体验着生存拥有的空间。“我偏爱电影。/ 我偏爱猫。/ 我偏爱华尔塔河沿岸的橡树。/ 我偏爱狄更斯胜过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偏爱我对人群的喜爱/ 胜过我对人类的爱。/ 我偏爱在手边摆放针线,以备不时之需。/ 我偏爱绿色。/ 我偏爱不抱持把一切/ 都归咎于理性的想法。……”译者陈黎说,这里“她对自己的价值观、生活品味、生命认知作了相当坦率地表白”。《我选择》和《种种可能》,都可以看作是诗人各自的“自画像”。

我们可能会遇到两类不同的诗人:有的如果不联系他们的身世,对他们的诗的理解会有不小的损失;另一些诗人的作品可能更具“自足性”,不太依靠诗人传记因素的补充或支撑。我曾经将前面的一类称作“有故事”的诗人。这自然是个不严谨的说法;对许多诗人而言两者界限难以分明。这里的“有故事”,指的是他们的写作与大历史有更密切的关联,也指像周梦蝶那样,人、生活方式与诗常常形成注脚、互证的关系,还有就是他们的诗,有更明显的心性、行止的“自白”性质。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运动之后,出于对中国新诗强大感伤传统(自恋、滥情,以及在当代愈演愈烈的“政治感伤性”)的反拨,“非个人化”、“戏剧化”的诗歌观念影响颇大。一些诗人倾向于在诗中“隐藏”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意划出“人”与“诗”的界限。这对于抑制情感宣泄,避免出现自恋式的诗歌自我“镜像”,对于推动一种与日常生活有密切联系的诗歌的出现,起到积极的作用。就像西西描述的美国诗人施奈德的写作:“融入日常生活,用口语,写身边事物/ 旷野自有旷野的尊严/ 不是替夜莺玫瑰念咒的巫师/ 是和我们说早安晚安可以聊天的邻居”(《书于施奈德诗集末页空白处》。西西的另一首诗《功课》,也标明是仿辛波斯卡的同名诗)。

不过,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对人和诗的分隔好像有点过度。人的生命如何为诗的成立提供保证似乎不再是个问题,而诗中的“叙述者”(或卞之琳说的“说诗人”)越发“面具化”。周梦蝶当然说的对,“我选择读其书诵其诗,而不必识其人”——因为诗人的创造就存在于文本中;况且有时因“识其人”而大失所望,反而会降低对“其诗”的兴味。但诗人和小说家有不完全相同的方面。这种不同不仅是取材、艺术形式上的,而且是写作者与他的作品的关系层面的。归根结底,诗是诗人更直接表达他对人类心灵,它的“温柔、欢乐和忧惧”的看法和感受的“文类”。因此,我们对诗人有另外的期望,“读其诗”也“识其人”就是这期望中的一项。

区分周梦蝶和辛波斯卡的诗,不用费很大力气。仅从艺术方法着眼,周梦蝶早期诗歌很少写到现实事物的“实体”,大体上是借助传统文化,包括佛禅的意象“造景”,来传达、表现诗人的心智情感,其寄托显得曲折幽深。而辛波斯卡处理的大多是身边日常事物,或由身边人、事所触发(诗的题目也可见一斑:清晨四点、健美比赛、广告、剧场印象、葬礼、写履历表……);语言简洁、朴素,没有繁复技巧,也鲜有精心营造的比喻、意象。她常采取直接自白的叙述方式。这种风格,以至对她有“诗歌中的莫扎特”的说法。这个比喻当然也有一点道理:相信在她纯净诗意,朴素、平易语言面前,对“现代诗”抱有戒惧感的读者会很快消除心理障碍,从中找到各自喜爱的方面。

就如莫扎特的音乐那样,其实辛波斯卡的诗质并不单一,更不是单调。互异、以至对立因素会共存其中;它们的交织、渗透正是这些平易的诗的迷人之处。不是感受到轻盈吗?而轻盈中有令人深思的尖锐;在体会她对传统世俗生活亲近的同时,也发现有出乎我们预想的,令我们惊喜或深思的哲理。明确告白与自我疑惑(有一首诗就叫《颂扬自我贬抑》),坚定与谦卑,沉重与轻松,恬淡自如与紧张感,温情与嘲讽,冷静中的幽默戏谑——而且是“带泪的戏谑”……

尽管周梦蝶和辛波斯卡的诗极为不同,但也有相通的方面,而且是一些根本的方面。比如说,他们都知道,“一千个人当中/大概会有两个”喜欢诗,知道诗歌朗诵会不是拳击比赛,“大厅里有十二个人,还有八个空位——”,“有一半的人是因为躲雨才进来,/其余的都是亲属”,但是仍执迷不悟地紧抓着它不放仿佛抓住了救命的栏杆

又比如,他们的诗很少空洞谈论历史、人类、世界,他们谈论、关注的是具体的人、事件。他们警惕将个体的存在,他们生活可能的空间抽象为苍白的概念、口号和数字,辛波斯卡因此说,“我偏爱我对人群的喜爱/ 胜过我对人类的爱”,“我偏愛牢記此一可能——/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我觉得,周梦蝶晚年的诗(《雪原的小屋》、《树》、《晚安,小玛丽》),从偏于嶙峋悲苦转而有更多的亲切、温暖的加入,也与他关注点向现实日常生活开放有关。在一个时尚汹涌的世纪,他们其实都是些“旧派的人”,他们心灵稳定的根基,就是来自“旧派”寻常事物和生活“哲理”的点滴。或者说,他们的任务既“拆解”包围我们的语词、习俗中的荒谬,也从中发现支持我们生命的活力。

另有一点是,他们都不愿做预言家和立法者,真心意识到在世间万物面前,个人的局限和“无知”,他们面对沉默如谜的“万物”有诚挚关怀、探究的谦卑。辛波斯卡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辞中说,“诗人——真正的诗人——也必须不断地说‘我不知道’。每一首诗都可视为响应这句话所做的努力。”这种胸襟和生命认知,尤其让我感动;有这样想法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因此,在这篇随笔的末尾,我将辛波斯卡《在一颗颗小星星下》的片断,虔敬地抄录在下面:

我为自己分分秒秒地疏漏万物向时间致歉。

我为将新欢视为初恋向旧爱致歉。

远方的战争,原谅我带花回家。

裂开的伤口,原谅我扎到手指。

我为我的小步舞曲向在深渊里呐喊的人致歉。

我为清晨五点仍在熟睡向在火车站候车的人致歉。

被追逐的希望,原谅我不时大笑。

沙漠,原谅我未及时送上一匙水。

…………

我知道在有生之年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替自己辩解,

因为我便是我自己的障碍。

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