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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我的老师们

来源: 作者:王安忆 更新时间:2017/7/24 0:00:00 浏览:8115 评论:0  [更多...]

这半辈子,虽未上过几日学堂,老师却很有几位在脑海中或深或浅的留下印象,不曾忘却。

入小学一年级,是一位姓徐的老师教导,当时觉得她颇高大,现在想来却是身材小巧的。对老师的尊重和敬仰似乎是无条件的,或许是上千年来“师道”无形的遗传,以至有别班的小朋友指出那老师外形上一项不足的时候,我气得几乎要昏过去,深觉受了伤害。我们自始至终不知道老师的名字,打听老师的名字便象是亵渎了,然而那名字又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像是很神圣的秘密。她对我们是至高无上的,即便是平常的一句话,在我们也成了不可违抗的圣旨。在她当着众人嘲笑我一个习惯性的不良动作时,我的伤心是不可言喻的。长大以后,我深知她一无恶意,可是当时,我对她却起了一种畏惧的心理,再不敢去亲近,不敢爱她了。每天早上,我们都在老师的带领下,排队站在街心花园里进行升旗仪式。庄严的国歌奏响了,国旗徐徐上升,忽然从人行道上飞跑来一个小女孩,扑在徐老师身上,大叫“妈妈”。徐老师的脸一下子红起来,要笑又忍住了,别着头,看也不敢看孩子一眼。以后的日子里,随着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这个情节,老师一次比一次显得年轻起来,于是,那对我不经意的伤害也逐渐变得可以原谅了。

升上二年级时,换了一位张老师。她的名字一上来就赫赫然地印在我们的作业本上。大概是因为我们长大了一点,老师的名字引不起更多的神秘感。现在回想,她是颇不漂亮的。然而,小学生对老师,就好比孩子对妈妈一样,从不会想到“漂亮”或“不漂亮”。老师就是老师,至多再有个名字,便完了。她是一个能干的老师。自从她来了我们班,我们班便在卫生、纪律、墙报等等方面跃为先进,得来一些奖状。而且她是那么活泼,永远令我们感到亲切。不久,我们满九岁了,要建队了。选举中队干部时,我无限委屈地被这位老师武断地拉了下来,虽然,我得了满票,却要让位给一个只得了零票的女生。至今也不能彻底明白,那位女生为何如此不得人心。只记得她乖巧过人,颇得老师器重,抑或正因为如此而引起的逆反心理吧!当时群情激愤,事情很难收场,张老师只得把所有优秀的学生集中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开会。这待遇不是每个人可以企望得到的,参加会议的同学自有一种荣誉感和责任心,认识到应以大局为重,与老师同心同德。事情过去了,可对老师的失望却永远不能消除地存在了心里。

在我们那个年纪,对老师的要求近乎是苛刻的,老师永远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出现,而总是真理、公正、正确、觉悟的化身。我们的问题,永远期待着在老师那里得到解决和回答,如果得不到,便愤怒透顶。然而,事实上却常常得不到。因此,某一位老师扯了某一位队员的红领巾,某一位老师与某一位老师颇不严肃的调笑,某一位老师错怪了某一位学生,某一位老师春游时带了三个荷包蛋而不是两个,到了小学开展“文化大革命”时,全成了大字报上要命的内容。文理不甚通顺的大字报雪片似地向各位老师扑面而去。

从此,一个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的时代开始了。

事情果真是这么奇怪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乱哄哄地进了中学以后,第一次见到老师,无冤无仇的,我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老师好好地来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但不回答,还朝他翻眼。至今也说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在作祟。总之,从那一天起,我与老师间便开始了一场莫名其妙却又针锋相对的角斗。

一次开大会,因为没有呼口号,严格地说是没有扬起胳膊,老师便请来工宣队当众喝斥,骂出许多不堪入耳令人生疑的话,骂完之后扬长而去,不负任何责任。老师的表情甚是微妙,并无笑容,却掩不住得意,他知道自己是不能这样羞辱学生的,而工宣队能。我们则明白,是无法向工宣队要求澄清道歉的,只能找老师。当我们和这位老师面对面的坐下来的时候,才发觉彼此都是那么孤独无助。

后来,就到了林彪搞一级战备的日子里。我们正在乡下参加“三秋”,这会儿就决定不返上海继续在乡下坚持战备。当时,我在学校小分队里拉手风琴,我是不情愿在小分队的,因为我在班上有个极要好的同学,假如我们不能在一起生活,农村的日子对我们将是不堪忍受的。负责小分队的一位江老师居然答应我白天在小分队活动,晚上派人送我回班级所在的生产队睡觉。到了战备的那一刻,大家想家的情绪便不可抑制地强烈起来,并且伴随着一种深深的绝望,那家像是再也回不去了,我总是哭了又哭。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个绝望的时刻,江老师借口修理手风琴,让我回上海三天。我一个人提着沉重的手风琴,回到了家。家里只有老保姆带着仅五岁的弟弟,爸爸、妈妈、姐姐和我的床全揭了起来,露出棕绳绑的床梆,一股凄凉。可是后方尚在,心里毕竟安静了许多。三天之后,我如期回到乡下,下了长途汽车,我径直去了小分队。

我们和老师一起度过了“战备疏散”的三个月,他和我们一起步行十几里买大饼油条解馋,和我们一起用酱油拌粥下饭。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对着墙角抹鼻涕,居然也没觉到太多的失望。有时高兴起来,我们就直呼他的名字,他也很自然地答应。而另有一些时候,我们却极其庄重地唤作“江先生”,尽管“师道”已经彻底粉碎。

三年中学,就这么吵吵嚷嚷、哭哭笑笑地过来了,迎接了“一片红”的插队落户。我的插队“喜报”,就是这位江老师来贴的,我不在家,当时没碰上。之后,也没有机会再碰上过他,心里便越来越觉得他那次是来告别的。

与老师日益增长的接近中,老师越来越向我们显示出一个普通人的素质,于是便令人有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然而,随着这失望,“老师”的含义却也日益真切起来。当我长到也应为人师表的年纪,方才感到,做个老师是极难极难的,而我们对老师的要求也不甚公正。老师亦是人,也有人之常情,对老师的尊重,首先是对人的尊重。或许把“师道”合并于“人道”,事情倒会简单许多。

一次,参加虹口区三中心毛蓓蕾老师主持的“儿童团”入团式,宣誓的时候,毛老师站在一群年仅六岁的孩子中间,庄严地举起握拳的右手,鲜红的领巾映着她苍苍的白发,我的眼泪涌了上来。这庄严的一刻令我铭记终生。我终于明白,老师是一个平凡的人,亦是一个伟大的人。

 

(刊于解放日报 1985919日 朝花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