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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卡波蒂: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来源: 作者:杜鲁门·卡波蒂 更新时间:2017/12/23 0:00:00 浏览:3086 评论:0  [更多...]


想象一下十一月底的一个早晨。二十多年前冬天来临的一个早晨。设想边远小镇上一座四散延伸的老房子里的厨房。黑色的大火炉是这个厨房的一大标志,但厨房里还有张大圆桌,壁炉前放着两把摇椅。今天壁炉发出季节到来的呼叫。

一个白头发剪得很短的妇人站在厨房的窗前。网球鞋,夏天穿的印花布裙外罩一件不成形的灰毛衣。她个头很小,精神饱满,像只矮脚母鸡;但由于小时候的一场病,她的肩膀有点佝偻,怪可怜的。她的脸很独特——和林肯的脸不无相像,一样因风吹日晒而略显粗糙,但很精致,骨肉停匀;眼睛像雪利酒一样的色泽,怯生生的。“哦,老天,”她大声说,呵出来的气烟雾般弥漫在窗玻璃上,“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她对谁说话呢?我。那时我七岁,她六十多了。我们是表亲,很远的表亲。从我记事起,我们俩就住在一起。房子里住着别的人,就是一些亲戚。他们有权对我们发号施令,还常常把我们弄哭,但大体上我们俩不太在意他们。我们是彼此最要好的朋友。她叫我“巴迪”,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死了,当时她还是个孩子呢。她现在也还是个孩子。

“我没起床就知道,”她从窗边转过来,眼中闪动着兴奋,意味深长。“教堂的铃声又冷冽又清楚。鸟儿也不唱了,它们都飞到暖和的地方去了。肯定是的。哎,巴迪,别吃饼干了,去推我们的小推车。帮我把帽子找出来。我们要烤三十个水果蛋糕呢。”

一直都是这样:十一月一个早晨到来,我的朋友仿佛代表官方,宣布这年圣诞季的到来。对节日的想象使她精神振奋,心中的火焰因为圣诞季来了而燃烧:“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去推我们的小推车。帮我把帽子找出来。”

帽子找到了,一顶宽边草帽,装饰着天鹅绒做的玫瑰,因为在户外带而褪色了:它以前属于一个满时髦的亲戚。我们一起推那辆小推车,一辆破旧的婴儿车。我们把它推出花园,推进山核桃树丛。这推车是我的,就是说,我出生时人家买给我的。它由柳条编织成,不过柳条都松散了,推车的轮子摇摇晃晃像醉鬼的脚。但这辆推车可是个可靠的伙伴:春天,我们推它到树林里,装上花啊草啊羊齿植物,回来放进阳台上那些陶罐里;夏天,我们在推车里堆放野餐用具和甘蔗做的钓鱼竿,推到小溪边去;冬天它也能派上用场:从院子里装柴火拖到厨房;当奎尼的暖床:奎尼是我们养的橙色白色斑驳的小花猎犬。它得过犬热病,还被响尾蛇咬过两次,都挺过去活下来了。现在它就在推车旁边小跑着呢。

三小时后,我们回到厨房,推回来堆满一车的风吹落的山核桃。捡这些山核桃可把我们累得腰酸背痛:在落满冰霜的草丛里,要找出潜藏其中的它们很不容易(大多数果实都被果园主人摇下来卖掉了,我们可不是果园主人)。咔咔嚓嚓!核桃壳敲碎发出轻轻雷击般的响声,嘎吱嘎吱听起来很欢快。象牙光泽的山核桃肉散发出甜美的香气,油滋滋的,在牛奶玻璃碗里堆成座小山。奎尼求我们给它点尝尝,我的朋友就时不时偷偷给它一丁点,但我们俩是绝对不可以吃的。“我们可不行,巴迪。我们要是一吃,就肯定停不了。这些山核桃还不见得够做三十个水果蛋糕呢。”厨房渐渐暗了下来。夜色把窗玻璃变成了一面镜子:我们在炉边火光中敲碎核桃壳时,窗玻璃上我们的影子和升起的月亮交织在一起。最后,明月高照,我们终于把最后一颗山核桃的壳丢进壁炉,都松了口气,看着它烧掉。推车空了,碗却满满的。

我们吃了晚饭(冷饼干,火腿,黑莓酱),讨论明天的事。明天,我最喜欢的事就开始了:大采购。樱桃,柑橘,姜,香草,夏威夷的罐头凤梨,橘皮,葡萄干,栗子,还有威士忌,对了,还有大量的面粉和黄油,许多鸡蛋,香料和调味料:哇,我们得找匹小马驹来把推车拉回家才行。

但采购前,有个钱的问题。我们俩都没钱。除了家里人偶尔给点零花钱(给我们一角钱镍币他们就认为是给了笔大钱),或者我们自己干各种活儿赚钱:卖捐赠品,卖成桶采来的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桃酺,采摘花束供人家葬礼或婚礼。有一次,我们中了五块钱,是全国橄榄球比赛的第七十五奖。我们俩对橄榄球可一无所知。只不过我们听说什么比赛就参加:现在,我们寄希望于给新上市咖啡取名的大赛,要是中了有五千块奖金呢(我们建议取名为“A.M”(万福玛丽亚);但犹豫了一下,因为我的朋友觉得有点亵渎神,所以改为“A.M!阿门!”)。老实说,我们唯一真正赚过钱的事业是奇趣展览,两年前在后院树荫下办的。所谓趣是幻灯,放华盛顿和纽约城市风光的幻灯片,那是一个去过这些地方的一个亲戚借给我们的(她发现我们借来的用处后大发雷霆);所谓奇是一只长了三只脚的鸡,我们养的一只母鸡孵出来的怪物。这附近人人都来看,我们收参观费,大人一角钱,小孩两分钱。等那富有感召力的展览物死去我们的奇趣展览馆被迫关门时,我们已经整整赚了二十块大洋。

每年我们总能用尽各种方法,筹到这么一笔圣诞存款,作为水果蛋糕基金。我们把这些钱放进一只古旧的珠子钱包,藏在我的朋友床底那只夜壶盖住的地板中一块松动的木板下。这只钱包绝少从安全藏身处取出,除非要把钱存放进去,或者每周六取出一点来;因为每周六,我获准拿出一角钱去看电影。我的朋友从来没有去过电影院,也没打算去:“我情愿听你讲故事情节,巴迪。那样我会想象得更多。还有,我这把年纪的人可不能太挥霍我的视力。蒙主圣恩时,我才能把他看得更清楚。”除了没看过电影,她没做过的事情还有:下馆子,到离家五里地外的地方玩,收发电报,读小报和圣经以外的文字,化妆,赌咒骂人,有意撒谎,对挨饿的小狗袖手旁观。但这些事情她倒真的都做过:用锄头打死全乡有史以来见过的最大的响尾蛇(尾巴上有十六个环呢),吸鼻烟(偷偷地),教蜂鸟在她指头上站好(只是试试),讲鬼故事(我们俩都相信世上有鬼),讲的你在七月里身上也会冒冷汗,自言自语,雨中散步,种镇上最美的日本山茶花,知晓每一种古老的印第安偏方,包括除疣子的那种。

现在,吃完了晚饭,我们回到房子很远那头的房间,我的朋友睡在里面一张放着皱巴巴的被子,漆成粉红色的铁床上,那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我们沉浸在秘密策划的喜悦中,悄无声息自秘藏处拿出珠子钱包,将它里面的钱一股脑儿倒在被子上。有紧紧卷起来的纸币,像五月的花蕾一样鲜绿;灰暗的五角钱,沉甸甸的像死人的眼珠。可爱的一角钱镍币,最有活力,晃起来叮当作响。五分钱和两分半的硬币,磨得很旧,滑溜溜的像河底的石子。但最多的还是一堆讨厌难闻的一分钱。去年夏天,家里其他人和我们定下合同,讲好我们每打死二十五只苍蝇就给我们一分钱。啊,去年八月那场大屠杀:多少只苍蝇归天了!但干这个活儿我们一点都不得意。现在我们坐着数一分钱硬币,倒像是在数那些死苍蝇。我们俩都没有数字头脑,慢慢数,数一阵子忘了,再重来。按照她的结果,我们有1273分;按我的则正好13块。“我真的情愿你数错,巴迪。我们可不能和13扯上关系。蛋糕会发不起来。要么人吃了会死。天,我从来没有想过十三号那天起床。”没错,她每个月十三号那天总是赖在床上。于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拿出一分钱,把它丢到窗外。

做水果蛋糕的所有配料中,威士忌是最贵的,也是最难搞到的。州法律禁止售酒。但人人都知道可以从哈哈先生那里买到。第二天,买好一般的配料后,我们去哈哈先生做生意的地方,“罪孽深重”的地方(大伙儿这么说):河边一家卖炸鱼薯条还可以在那里跳舞的咖啡馆。我们为同样的目的来过几次;但前几年卖酒给我们的是哈哈太太,一个肤色碘暗的印第安妇女,头发铜棕,死气沉沉的。其实,我们从没见过哈哈先生,但我们听说他也是个印第安人,他身材高大,脸上有道刀疤。他们叫他哈哈是因为他阴沉沉的,从来不笑。快要走到他的咖啡馆时(一座很大的木屋,光秃秃的灯泡连成链缠绕其上,立在河边泥泞的树荫里,灰蒙蒙雾一般的树枝下爬满苔藓),我们放慢了脚步。连奎尼都不再小跑,粘在我们身边了。有人在哈哈的咖啡馆里被谋杀碎尸了。他是被敲中头部死的。下个月要上法庭审问。当然这些都是晚上发生的,那些彩色灯泡照射出奇怪的影子,留声机呜咽悲诉。白天,哈哈咖啡馆看起来破败荒凉。我敲了敲门,奎尼叫唤着,我的朋友问:“哈哈太太?有谁在家吗?”

脚步声。门开了。我们的心一惊。是哈哈先生!哈哈琼斯本人!他身材高大,但没有刀疤;不笑。不,他闪着撒旦似的眼神看着我们,问:“你们找哈哈干吗?”

好一会儿,我们都呆掉了,说不出话。这会儿我的朋友总算发出点声音,顶多像耳语:“可以的话,哈哈先生,我们想买一夸脱您最好的威士忌。”

他的眼睛又闪了闪。你相信吗?哈哈笑了!还笑出声来。“你们俩谁是喝酒的大男人?”

“是用来做水果蛋糕的,哈哈先生。烹调用。”

这话听得他收住了笑,他皱起眉。“可不能这么浪费我的好威士忌啊。”不过,他走回阴暗的咖啡馆,几秒钟后,手上拿了瓶雏菊黄的没有标签的酒出来了。他对着阳光让我们看它的成色,说:“两块钱。”

我们付给他的尽是些一毛钱五分钱一分钱的硬币。突然,像玩色子一样,他摇着手中叮当响的硬币,和颜悦色地建议:“这么跟你们说吧,”一边把那些硬币倒回我们的珠子钱包里,“只要做好蛋糕给我一只就行了。”

“真的,”我的朋友在回家路上感慨,“好人还是有的。我们要在给他的那只蛋糕里额外多放一杯葡萄干。”

黑炉子装进煤和柴火后象只点着蜡烛的万圣节南瓜一样发光。打蛋器旋转着,调羹在碗里把黄油和白糖拌匀,香草使空气变得甜甜的,姜使空气有点辛辣;能融化一切的诱人香味充满厨房,弥漫了房子,随着烟囱和烟一同飘向世界。四天后,我们大功告成。三十一个蛋糕,因为加了威士忌而湿润,晾在窗台上,架子上。

蛋糕给谁呢?

朋友呗。倒不必是比邻而居的朋友;其实,大部分是给我们仅有一面之缘的人,甚至是我们从没见过的朋友。我们喜欢的朋友。像罗斯福总统。像瑞夫兰一家和鲁西夫人,去年冬天要去波尼欧路过我们这里,在此布道的浸礼会牧师。或者是每两年来到我们镇上的磨刀人。或者是阿波拿派克,从美孚开六点钟的公交车过来的司机,他经过时会在尘土飞扬中和我们相互挥手。或者是年轻的韦斯顿夫妇,他们是加州人,一天下午他们的车在我们门口抛锚了,我们和他们在阳台上聊天,那一个小时的聊天很愉快(韦斯顿先生还帮我们拍了张照片,我们俩唯一拍的照片)。是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太害羞了,才只和陌生人,这些仅有一面之缘的朋友成为真正的朋友呢?我想是的。还有,我们保留的白宫信笺写的感谢便条,时不时和加州和波尼欧的联络,磨刀人寄来的一分钱的贺卡,这些让我们觉得和外面丰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生活不仅仅是厨房和从厨房窗户看到的那一片天空。

现在十二月光秃秃的枣树枝摩擦着窗玻璃,发出吱吱声。厨房空了,蛋糕不见了;昨天我们把最后一个蛋糕送到邮局,邮费掏空了我们的钱包。这让我有点沮丧,但我的朋友坚持要庆祝一下——用哈哈先生酒瓶里的最后两寸高的酒。奎尼分到满满一勺,倒在它的咖啡碗里(她喜欢菊苣口味的浓咖啡)。我们俩分剩下的,倒进装果子冻的玻璃杯。我们都对不加任何东西的威士忌感到紧张;尝了以后觉得表情乖张,肩膀酸痛。但渐渐我们唱起歌来,两人同时唱各自的歌。我不知道唱什么歌词,只是“来吧,来吧,到黑暗小镇的舞会来。”但我跳舞:我就是想跳舞,当个电影里的踢踏舞演员。跳舞的影子在墙上摇晃,我们的歌声震得瓷器颤抖,我们咯咯笑,仿佛有人跟我们挠痒痒似的。奎尼躺在地上打滚,爪子在空气中乱抓,黑色的嘴巴好像笑得拉长变宽了。我觉得身体里很暖,和劈开的原木一样崩出火星,像烟囱里的风一样自由。我的朋友围着锅炉跳华尔兹,手指头轻轻拈起印花布裙的两端,当它是舞会穿的裙子似的:指给我回家的路,她这么唱,她的网球鞋在地上发出嘎吱声。指给我回家的路。

进来两个亲戚。很生气。眼睛里满是浓烈的责备,嘴巴说出来的话能灼伤人。听听他们怎么说的,字字堆挤在一起变成怒气冲冲的话:“七岁的孩子!嘴巴里都是威士忌的味道!疯了!走上毁灭的路了!记得凯特表姐?查理叔叔?查理叔叔的姐夫?羞不羞啊!家丑!耻辱!跪下来祈祷,求上帝原谅!”

奎尼偷偷溜到炉子底。我的朋友盯着自己的网球鞋看,双颊颤抖着,拉起衣服,抽泣着跑进她的房间。整个镇上的人都睡了好久,房子也安静得只听得到时钟走动的滴答声和炉火的噼啪声,她还趴在枕头上哭,那枕头已经湿得像寡妇的手帕。

“别哭了,”我坐在床的另一头劝她,瑟瑟发抖,她穿着法兰绒睡衣,那上面残留着去年冬天喝的止咳糖浆的味道。“别哭了,”我轻轻拉她的脚趾头,挠她的脚,“你老了,经不住哭的。”

“因为,”她啜泣道,“我太老了。又老又可笑。”

“不可笑。是有趣,比谁都有趣。喂,你要是再哭下去,就会累得明天没法去砍圣诞树了。”

她直起身来。奎尼跳到床上(这在平时可不行)舔她的脸颊。“我知道可以在哪儿找到真正漂亮又神圣的树,巴迪。那里的浆果和你的眼睛一样大。在树林里很远的地方,我们从来没到过的很远的深处。爸爸曾经在那里给我们带回来圣诞树:扛回来许多。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太好了:我简直等不及了。”

早上,冰霜在草丛中结成串,太阳在地平线上,看起来和橘子一样圆,和三伏天夜空的月亮一样发红。野火鸡报晓,野猪在灌木丛里咕噜叫。一会儿,我们就到了膝盖深湍流不息的溪水边,我们不得不暂时丢下推车。奎尼先下水,慢慢地游过去,汪汪叫唤,埋怨这水流太急,还冷得会叫人得肺炎。我们紧跟着,把鞋和工具(一把斧头,一个粗麻布袋)举过头顶。又走了一里路:我们衣服上粘满了鞭打我们似的荆棘,牛蒡草,还有欧石南;松针虽然呈铁锈色,但上面各种菌类和鸟儿脱落的羽毛闪着光芒。这里那里都忽而一闪,忽而一声鸣啾啾,让我们欣喜,看来不是所有鸟儿都飞到暖和的地方去啊。小路蜿蜒曲折,经过浅黄色阳光下照耀的池塘,越过藤蔓缠绕的水沟。又过了一道小溪:里面那群鳟鱼被我们一打扰,在周围吐出白泡泡;青蛙有盘子那么大,不停地鼓起肚皮;留着大胡子的工人们在远处筑拦河坝。在远些的岸边,奎尼抖抖身上的水,打了个寒颤。我的朋友也发抖:倒不是冷,而是太激动了。她抬起头,深呼吸那松木味的空气,帽子上一朵玫瑰掉了片花瓣。“我们快到了;你闻到了那味道了吗,巴迪?”她说得好像我们正走向大海。

这里真有点像大海。松木的香气弥漫了几英亩地,这些满是针叶的圣诞树啊。红色的浆果像中国铜铃一样闪亮:黑漆漆的乌鸦在浆果上空尖叫着。我们将麻布口袋装满的绿草红果,足够装饰上一打窗户,于是就去挑圣诞树。“它要有男孩子的两倍高,”我的朋友这么预想,“这样男孩子就不会偷走树顶上的星星。”我们挑的是一棵英俊挺拔的小枞树,足有我两倍高,整整砍了三十斧才嘎巴一声倒下。像拖着猎物一样,我们开始往回走,路好长啊。每走几码长的路,我们就要停下,坐一会儿歇口气。但我们也像满载而归的猎人一样力道十足,因为这棵树冷冽的味道让我们恢复了体力,让我们向前走。我们走在回家的红土路上,夕阳中无数人赞美这棵树;但当行人夸我们推车上这棵树,问起我们哪里找来的时,我的朋友变得狡黠,不肯明说,小声咕哝道:“那边呗。”有辆车停下来,有钱磨坊主的懒婆娘探出头来,问:“给你两毛钱买你这棵树。”我的朋友向来最怕说不,但这次她立马摇头:“给我们一块钱也不卖。”磨坊老板娘坚持要:“去你的一块钱!出足五毛钱,别想再多了。你这女人,再去砍一棵不就得了?”我的朋友想了想,轻声答道:“我想不一定吧。世上没有两个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到家了,奎尼一头栽倒在火炉边,一觉睡到第二天,打呼噜的声音和人一样大。

阁楼上那个箱子里放着:一鞋盒的白鼬毛尾巴(以前一个奇怪的女士租过这个房间,这东西是一顶她去听歌剧戴的帽子上掉下来的),磨得很旧的锡箔线圈,都发黄变成金色的了,一颗银星,一串糖果似的彩色灯泡,破破烂烂的,无疑很危险了。最好的装饰物了,但看来远远不够:我的朋友希望我们的圣诞树能像“浸礼会教堂的窗玻璃一样”耀眼,装饰物能像雪压青松一样。但我们可买不起五分钱啊一角钱的日本灯泡。所以我们照惯例:接连几天,坐在厨房的桌边,用蜡笔在彩纸上画图,再剪下来。我画图,她剪:许多猫,还有鱼(因为这两样都容易画),一些苹果,西瓜,一些长着翅膀的天使,那是用收集来的好时巧克力包装纸贴成的。我们用别针把它们钉到树上。最后,在树枝上铺上层层棉絮(那是八月里为这个目的捡来的)。我的朋友看着我们的成果,双手紧握在一起。“老实说,巴迪,它看起来是不是漂亮得好像可以吃?”奎尼还真想吃个天使呢。

将所有的窗户装饰好我们自己编织的圣圈后,下一个任务就是给家里人准备礼物。女士们每人一条蜡染围巾,男士们则是自制的柠檬甘草阿司匹林糖浆,以备“感冒初期或打猎回来服用”。等我们要给对方准备礼物,就分头悄悄进行。我想给她买把柄上镶珍珠的刀,收音机,整整一磅巧克力樱桃(我们有一次尝过一点儿,后来她总是说“我情愿不吃饭而光吃它,巴迪,真的——老天,我可不是空口乱赌咒!”)。不过,我给她做了只风筝。她希望给我一辆自行车(她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要是我能给你一辆自行车就好了。生活中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够糟的,但更气的是,你希望别人能得到点东西,却没有能力送给他们。总有一天我会送给你一辆自行车,巴迪。别问我怎么来,或许去偷一辆。”)不过,我肯定她也是给我做风筝——和去年一样,和前年也一样:大前年我们互送的是弹弓。这些都让我高兴。我们都是放风筝的高手,像水手一样熟悉风向;我的朋友比我还要高明,她能在一丝风都没有的情况下让风筝飞上云霄。

圣诞节前一天的下午,我们搜刮出一分钱,去肉店买送给奎尼的礼物,老传统:一块尚有余肉可咬的牛骨头。用彩纸包起来,高高地挂在圣诞树顶上那颗银星边。奎尼知道它在那儿,馋得坐在树下呆望着,到该睡了都不肯走。其实我和她一样兴奋。我踢掉被子,玩转枕头,像在大热天似的。不知哪里一只公鸡叫了:假情报,太阳还在地球那一头呢。

“巴迪,你醒着吗?”我的朋友在她的房间里叫唤我,就在我隔壁。一会儿,她手握一只蜡烛坐在我的床边了。“哎,我根本睡不着觉,”她说,“我的心像兔子一样乱跳。巴迪,你说罗斯福夫人会在晚餐时端上我们的水果蛋糕吗?”我们俩在床上挤成一团,她在我的手心里写“我爱你”。“你的手比以前大了。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长大。你长大了以后,我们还能继续当朋友吗?”我说我们永远是朋友。“但是我觉得很难过,巴迪。我多希望能给你辆自行车。我差点卖掉爸爸给我的那块浮雕宝石。巴迪——”她迟疑了一下,似乎有点难为情,“我又给你做了只风筝。”我也承认我也给她做了风筝,于是我们大笑起来。蜡烛烧得太短了,手没法握住,渐渐地熄灭了。只有星光闪烁,星星在窗上打圈,仿佛在唱圣诞颂歌,很慢很慢地天亮了,静下来了。我们大概都迷迷糊糊睡了,但晨曦像冷水泼到身上一样把我们叫醒了。我们起床,睁大眼睛,四处游荡等家里别的人醒来。我的朋友故意失手让水壶掉到地上;我在紧闭的门前大跳踢踏舞。房子里的人一个个都出来了,脸上的表情像是要把我们俩都宰了;但他们不能,因为是圣诞节嘛。首先是丰盛的早餐:你所能想到的都有——从煎饼到炸花鼠,从玉米片条到蜂蜜。人人都吃得心满意足,除了我和我的朋友。说实话,我们实在是等不及想去看我们的礼物了,几乎一口饭都没吃。

唉,我很失望。谁能不失望呢?几双袜子,主日学校的衬衫,几块手帕,别人穿不下了给我的毛衣,一份针对儿童的宗教杂志一年的订阅,叫小牧羊人。真叫我生气,真的。

我的朋友的收获比我好。一包萨摩蜜橘,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了。她最引以为傲的是一条白羊毛围巾,她已婚的妹妹织的。但她说她最喜欢我给她做的风筝。确实满漂亮的,虽然没有她给我做的那只好看。她给我做的风筝是蓝色的,点缀着金色和绿色的星星,那些星星用来表彰表现良好的孩子,上面还写着我的名字“巴迪”。

“巴迪,起风了。”

起风了,我们不做别的,就是跑到房子后那片草地上,奎尼一溜烟跑去埋肉骨头(一年之后,奎尼自己也要被埋到这里来了)。我们在齐腰的长势很好的草中穿梭,放飞风筝,手心感到它们的拉扯,仿佛它们是天上的鱼,悠游在风中。太阳晒得我们暖洋洋的,心满意足,躺在草丛中,剥橘子吃,看着风筝在天上摇曳。一瞬间,我忘记了袜子和别人穿过给我的毛衣。我高兴得好像我们中了咖啡取名大赛的五千块奖金。

“天啊,我多傻啊!”我的朋友大叫起来,像个忘记烤箱里在烤饼干的主妇一样,突然警觉起来。“你知道我常常怎么想吗?”她的语气好像发现什么,朝着远处微笑,没看我。“我一直以为,一个人要生病,临终了才会看见上帝。我以前想,上帝来了,就像是看着浸礼会教堂的窗玻璃一样:阳光照耀下,五彩缤纷,光彩夺目得你忘记会天黑。很舒服的感觉:设想那光亮带走恐惧。但现在我觉得那压根儿不会发生。我觉得上帝早已显灵,不是到了人要死了才那样。就是那样”——她的手在空中划了个圈,把云朵,风筝,草地,还有在刨土埋骨头的奎尼都划进去——“就是那样,我们平时看到的一切,上帝都显灵其中。对我来说,我今天看到这一切,可以满足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生活把我们分开了。那些无所不知的人认为我该去上军校。这样,我进了一个接一个军号作响的监狱,无情的起床号响个不停的夏令营。我也有了新家。但那不算数。我的朋友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而我再也没回去过。

她还是待在那里,在厨房里度过时光。孑然一身,有奎尼做伴。不久就只剩她自己一个人。(“亲爱的巴迪,”她潦草的字迹写道,“昨天,吉姆梅西的马踢伤了奎尼,伤得很重。谢天谢地,她没有太痛苦。我把她包在一张条纹床单里,用推车推到辛普森家的草地上;在那里,她可以和那些肉骨头在一起……”)。

接下去那些年的十一月,她还是做水果蛋糕,就她一个人。没有以前做的那么多了,但也不少:不用说,她总是把“最好的那个”寄给我。

同样,每封信里她都放一枚一毛钱硬币,用卫生纸包得好好的:“去看电影,回头写信告诉我故事情节。”但渐渐地,她在信中把我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死去的那个巴迪混淆起来;每个月不仅仅是十三号那天,她在床上起不来了:在十一月的某个早晨,一个树枝光秃秃,鸟儿不再鸣叫的早晨,她再也无法起床,大声宣布:“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这事发生时,我就知道了。通知我的信只是证实了我的感觉。某种隐秘的情绪使我早早感知到了;同时,我生命中无法被取代的一部分被切断了,就像断线那头的风筝一样。所以,那年十二月的那个早晨,走过校园时,我一直看着天空,眼睛不断搜寻着,仿佛期待看到心像两只断线的风筝一样,向天堂飞去。

 

注:译文来自网络,译者名字为潘帕,却与译林出版社(20091月第一版,20171月第17次印刷)出版的,潘帕所译的版本有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