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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文学漫话三题 ——由《黎母山》“黎族作者小辑”说开去

来源:黎母山文学 作者:王海 更新时间:2018/5/22 0:00:00 浏览:2475 评论:0  [更多...]

本期《黎母山》专门辟出的“黎族作者小辑”专栏,为黎族作者们创作成果的展示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平台,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这期小辑里,集合了25位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创作经历的黎族作者的各类作品。这些作者,有在上世纪黎族作家文学初创时期的七八十年代便开始创作的老作家,如龙敏、董元培、符永进、王业养(王斌);有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交替时期承上启下的黎族文坛中坚,如亚根、高照清;更有新世纪以来崛起的一批黎族知名作家,如黄仁轲、李其文、叶传雄、胡天曙、唐鸿南、唐崛、黎家璇等。此外,容师德、羊许云、刘国昌、郑朝能、李星青等也以其创作实绩逐渐引起着人们的关注;廖堃、刘圣贺、李枕威年轻有为,创作激情旺盛;而王雪、黄鹏、王冰、梁雨尘等人的作品也都各有特点。

在这里,我不打算对所有的作者及其作品进行逐个点评,也不准备对这个小辑作全面的总结评价,只是希望通过这个小辑的一些现象分析引出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以期对黎族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一些年轻黎族作者的文学创作能有一些启发。

 

一、黎族文学与黎族传统文化的关系

 

这期小辑发表的作品有各种形式,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和民间歌谣等。这里,我想以其中的《黎族古典歌谣》展开话题。这是著名黎族作家龙敏搜集整理的一组很好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是一份很珍贵的民间传统文化资料。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和传承工作,琼中作协最近采录、编撰出版的《琼中黎族苗族民俗文化记忆》,就属于这方面的成果。但这不是我这篇文章要关注的重点,我想提出讨论的是黎族作家应该如何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中去吸取创作的营养,寻找民族的认同,彰显作品的民族特色。

什么是特色?别人没有而唯你独有者,这就是特色。黎族作家的创作活动,最大的优势就是讲述自己民族的故事,描写自己民族的生活,抒发自己民族的情感。然而,要表现自己的民族就必须真正熟悉自己的民族、认识自己的民族。这话好像很多余,难道还有不熟悉、不认识自己民族的黎族作家吗?其实还真有。

我在不止一篇文章以及在一些研讨会上都谈过这样一个例子:早些年据说是为了发展旅游产业,海南岛曾经改换了民族地区的一批老地名,最典型的如将原“通什市”改为“五指山市”,将“七指岭”改为“七仙岭”。作为地名,“通什”、“七指岭”都有其特定的来历和意涵。据传说,通什所在地的人们最初到这里定居的时候,开辟出了一片田地,田地周围生长着许多古老的大树,故人们便将此地称为“通什”。“通什”是黎语的海南话音译,在黎语中“通”为树下,“什”为田地,“通什”意即高山上许多古树包围着一片田地。这是一个很有意境,很有历史感的地名。将“通什”改名为“五指山”的理由是“五指山”的名气比“通什”大,便于发展旅游。而“七指岭”是保亭县内一座七峰相连的海南名山,因其山峰状似七根竖立的掌指而得名,并附有流传久远的美丽传说解释其来源,具有沉积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蕴涵。“七指岭”改名为“七仙岭”更为离谱,为了吸引游客,不惜篡改原有的民间传说,甚至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一个所谓“七仙岭”的故事,生拉硬扯地将原本并不存在的“七仙女”与七指岭联系起来。事实上,虽然黎族民间也有七仙女类型的民间故事流传,但“七仙文化”并非黎族的原生性文化,而只是在与其他民族交流过程中被外来文化主要是汉族文化渗透、影响的结果,将“七指岭”改为“七仙岭”显然是强将其他民族的文化标签贴在了黎族身上。一个地方的地名所承载的往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或一段特定的历史,通过地名可以探寻一个地方的来源、演变,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胡乱改换地名其实就是粗暴地践踏文化割断历史,这种行为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是很无知很恶劣的行为。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的许多黎族作者面对这样一些伪民俗、伪文化现象却缺乏辨识能力,不仅没有感觉到有何不妥,反而是采取一种迎合、媚俗的态度,于是乎以所谓“七仙岭”为题材、意象的诗歌散文大行其道,将之作为黎族的某种标志性象征大加书写大加描绘大加歌颂。这只能说明一个点,那就是对于如何认识自己民族文化的问题,我们某些黎族作者还缺少一种明确的认知。换言之就是没有真正地了解自己的民族,对自己的民族并不真正熟悉。作为一个黎族作家,没有对黎族文化的明确认知,没有自己独立的民族精神守护,当然不可能写出真正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作品。

回过来再看看龙敏的创作。龙敏是当今黎族文学创作队伍中的领军人物,他主要以小说创作为主,1981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后来出版了黎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和黎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影响重大的长篇小说,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黎山魂》至今仍然是黎族文学史上的一个无人超越的标杆。龙敏文学成就的取得,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天赋的因素,有勤奋因素,也有写作经验不断积累的因素,更有从本民族老祖宗那发掘传统文化精髓、不断汲取创作营养的因素。我认为后面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举个例子,在黎族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是龙敏的《黎山魂》和黄仁轲的《张氏姐妹》,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是在2002年同一年出版的,而要论影响前者则远胜于后者。其实在黎族长篇小说中,黄仁轲的《张氏姐妹》也是一部颇见功力的优秀作品,这部长篇小说故事情节生动曲折,生活气息浓郁,文学语言、艺术技巧的驾驭能力也比较娴熟,且内容贴近社会生活,有较强的可读性和社会现实意义。《黎山魂》之所以会比《张氏姐妹》获得文坛上更多的关注和赞誉,除却这部小说具有更为宏大的艺术构架和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人物、故事更加繁复,内容更为厚重等特点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黎山魂》属于纯粹的黎族题材,而《张氏姐妹》则属于与汉族作家创作无异的一般性社会生活题材。写自己本民族的题材,其作品置于整个当代文坛的参照系中是“人无我有”,“特色”自然容易显现;而趋同于“人有我有”,难免会被淹没在众多的“一般性”之中。

龙敏是在黎族传统文化的浸淫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最初的文学经历是从黎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开始的。他创作第一篇小说之前,已经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民间叙事长诗。从他的不少作品包括《黎山魂》,都可以明显看出他的文学创作深受着黎族民间文学的影响。黎族民间传统文化培育了他的民族情感,给他以强烈的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同时滋养了他的文学灵性,启迪着他的文学思考。他在《黎山魂》前言说过:“我出生在黎村,长在黎村,至今还在黎村,一直生活在我的父老兄弟中间,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是十分熟悉的,我也非常熟悉本地区的习俗风情”。他的写作目的非常明确:“凡是我祖先走过的脚印我都要写。这是我作为黎族后代的责任。无论这些脚印是大是小、是美是丑、是善是恶,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走过,留下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些故事无不在黎族子子孙孙的心灵中代代相传。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引为自豪。”从这些表述中可知他根植于民族本土的自信,以及他在创作上所具有的一种天然的使命感,而这一切都源之于黎族传统文化。

黎族社会生活是黎族文学创作的基础,对黎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守护则是黎族作家创作的一个根本方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个人创作的突破乃至黎族文学的整体性突破。亚根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说的很好:“我离不开黎族,离开黎族我就不是一位黎族作家,就没有前进的明确方向。站在黎族的土地上,站在黎族的生活的基础上,我才能展现出自己作为黎族作家应有的风格和特色。在创作中,不要与别的少数民族或汉族作家作品雷同,要有自己的一条路。”①这是由衷之言,也是经验之谈,对黎族作者尤其是年轻的作者应有启发。

 

二、黎族文学中的小说创作

 

这一期小辑刊发的小说不多,只有李其文的《左右》,符永进的《新药方》和廖堃的长篇小说《黎母山传奇》节选,总共三篇。其中前两篇是多年前已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过的旧作,感觉有点削弱了整体的分量。不过在这一期小辑的黎族作者中,倒有不少是与小说创作结缘的。除了已经提到过的龙敏、黄仁轲、李其文、符永进、廖堃之外,亚根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高照清既写散文、诗歌,也同时兼写小说;王业养也主要是以小说写作起步的。这些作者大多业已为黎族文坛所熟知,而廖堃则是一位新人,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很值得推荐的一位。

廖堃是一位90后青年作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活跃于网络创作而一直鲜为黎族文学圈内所知。去年我回海南的时候,琼中作协主席叶传雄特别向我引荐了他,对他的创作才华赞不绝口。通过介绍,我对他的情况才开始有了一些了解。原来早在2009年他便以“藏笔之仙”为笔名开始网络写作,先后在网络上连载了《无限盗墓》《兰宫密码:盗墓贼的诡异经历》《大史官》《神之兵王》《骆洛笔记之获壳依毒间》等多部长篇悬疑灵异小说,其中的《无限盗墓》(出版时更名为《鬼叫门之人皮灯笼》)和《兰宫密码:盗墓贼的诡异经历》于2012年分别由作家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正式出版。他的这些作品我全都没有读过,不便妄加评论。不过,仅凭以上所列成果目录,就已经让人不容小觑,它至少能够说明这个叫做廖堃的年轻人绝非庸常之辈。这期黎族作者小辑里编发了他的长篇小说新作《黎母山传奇》节选,读后感觉果然是了不起。因为仅节选了小说的前四章,共一万来字,故事情节还未真正展开,还看不出小说的整体思路和构架,但是其才华与灵气已跃然显现。才华很多人都有,灵气则多为天禀,从事艺术创作最不可缺的就是灵气。许多文学爱好者勤勤恳恳写作了几十年,却始终无法实现创作上的突破,其实就是缺少了那么一点灵气。廖堃语言功力厚实,思维发散恣肆,想象力非常丰富,小说写作技巧也比较娴熟,假以时日,也许能够让人看到黎族文坛上又一颗新星的升腾。

从这期小辑的小说话题说开去,联系到当代黎族文学的整体创作,我想借题发挥,谈谈我对当代黎族小说创作的一些看法。

进入21世纪以后,黎族文学的成就是以小说创作主要是长篇小说创作成果作为标志的。21世纪的黎族文坛,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是一批长篇小说作家迅速崛起,创作并出版了十多部长篇小说。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这个民族的大型创作成果方面,对于黎族而言,这种大型成果主要就是长篇小说,所以这十多部长篇小说可视作当代黎族文学跨越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在黎族长篇小说出版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的情况下,黎族小说创作的整体发展其实并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可从两方面看:

一是与黎族散文、诗歌创作比较,涉足小说创作领域的黎族作者人数不多,小说作品的篇目数量也远不及散文和诗歌。就作者言,除了几位长篇小说作家:龙敏、亚根、黄仁轲、黄明海、邹其国、廖堃等以外,还有李其文、高照清、符永进、谢来龙、王业养等。在上世纪80年代稍有一些影响又与小说创作相关的黎族作者,大概还有符玉珍、马仲川,而这两位作家已经很久没有新作问世了。也就是说,这个小辑中寥寥可数的相关作者,已经包括了黎族小说创作队伍的大部分。就作品数量言,除了十来部长篇小说的书目排列起来似乎还能够形成一点像样的阵势外,从绝对数上看,无论是散发于各报刊杂志还是以成书出版,小说都远不及散文、诗歌来得多。

二是长篇、中篇、短篇三种小说形式发展不均衡。黎族的小说创作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至今已有近40年历史,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统计,但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大致估算,正式发表在刊物上的短篇小说应该不超过百篇(不计结集出版的重复数),总篇幅也绝对不足100万字。中篇小说数量更少,据不完全统计:龙敏在1986年出版了黎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单行本《黎乡月》,计13万字(按现在流行标准其实可纳入长篇范畴);我本人发表《记忆中的小路》《我们曾经也年轻》《梦影》共三篇,计16万字;高照清发表《婚乐》《禁锢》两篇,计5万字;符永进发表《一叶归根》《赖乖山寨》两篇,计6万字。30余年的中篇小说总数还没有超过10篇,合计也只是刚满40万字。而长篇小说就目前已掌握的情况看,新世纪之初的2002年,龙敏和黄仁轲分别以《黎山魂》《张氏姐妹》同期率先开启了长篇小说创作的先河之后,黄仁轲还出版了《大学那些事》《猫在人间》;亚根出版了《婀娜多姿》《老铳·狗·女人》《槟榔醉红了》,黄明海出版了《你爱过吗》《色相无相》《楔子》《书给狗读了吗》,邹其国出版了《哩哩美》《如歌岁月》,廖堃出版了《鬼叫门之人皮灯笼》《兰宫密码:盗墓贼的诡异经历》等15部长篇小说,合计接近400万字。比较之下,这长篇、中篇、短篇三种小说形式的发展,在篇幅的总体数量上,长篇小说远远超出了甚至可能是数倍地超出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总和,这种情况无论怎么看都让人感觉到非常不合理,这不是一种正常现象。所以,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关于黎族小说创作存在的上述不均衡现象,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文学创作基础方面的因素,也有文学观念方面的因素,而其中一个比较突显的问题是一些作者的创作心态还比较浮躁,功利性比较强。就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例,虽然表面上看成果丰硕,但如果从高标准衡量,有哪几部是能够真正跻身于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乃至当代中国文学去与其他民族的优秀作品一较高下的?

在黎族长篇小说中,我比较推崇龙敏的《黎山魂》。龙敏是黎族第一代以小说创作为主要方向的作家,他起步早,有相对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而为了《黎山魂》的创作,龙敏潜心经营,前后整整花费了8年时间,因此才有了这部较为沉实厚重的作品问世。现在很少人能够做到这样了,这也是《黎山魂》之所以与其他一些黎族长篇小说拉开较大距离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有些长篇小说作者的创作就显得仓促了一些,他们在进行长篇小说创作之前缺乏必要的写作练习,有的甚至从未有过任何创作经历,要想一蹴而就当然是困难的。

文学创作不应该是一项浮躁的事业,不应该为功利心所驱动。事实上,现在想要出书并不十分困难,只要有能力筹集到出版经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相反的是想在好的刊物上发表一篇作品有时倒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好刊物更注重作品的质量审核和把关。在现实中,一篇几千字的优秀短文,其影响胜于一部几十万字长篇大作的情况并不鲜见。

所以,我们期待黎族文学创作数量的增长,更期待黎族文学创作质量上的不断提高,这就需要我们的黎族作者增强精品意识,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文学作品。

 

三、黎族文学的创作与批评

 

总体上说,黎族文学各种体裁的创作成绩是突出的,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家,也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前面谈的比较多的是小说创作,而与小说创作相比较,诗歌、散文创作的人数更多,作品数量也更大。仅从这一期小辑的篇目看,诗歌、散文作品就占了很大比例。这些散文、诗歌作者大都是多种体裁同时并进的。

董元培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散文和诗歌创作,出版过散文集和诗集,尤以散文创作获得较多赞誉。他崇尚美文写作,他的散文不仅语言美、画面美、意境美,而且富于文化蕴涵。他发表在本期的新作《长长河提路》秉承了他的一贯风格,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亚根和黄仁轲都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并获得较多好评,这期也有散文收入。亚根早期创作始于诗歌和散文,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黎族文学发展的低落时期,其散文创作成果尤为引人瞩目,发表在这一期小辑里的散文《海边居住》依然保持着昔日的文采,可圈可点。黄仁轲专注于长篇小说创作,偶尔也见诗歌、散文面世,作品文美意深,这次发表的散文《韭菜蒸蛋》娓娓而谈,生活气息浓郁,写出了亲情也写出了历史。高照清与亚根一样是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重要作家,也是一位多种体裁全面并进的作家,他写散文、诗歌,也写小说,出版有散文集《黎山是家》。这一期发表的是他的组诗《在黎山》,边地峒寨,风土人情,韵味悠长。叶传雄和胡天曙勤奋、高产,他们写散文,也写诗歌,新体诗、旧体诗,辞赋楹联多面尝试,都出版过多种诗集或散文集。叶传雄这一期发表的散文《追忆叔父》与黄仁轲的《韭菜蒸蛋》有点类似,写的都是亲情故事,真切诚挚,感人至深。胡天曙的散文《柚子树的夏天》写农家小景,乡村气息浓厚。唐崛擅长散文写作,多有作品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出版过散文集。他的散文多与地域特色、特定人物相联系,艺术表现自成风格。本期小辑发表的《祖父的抗战》,即是家史也是地方历史、民族历史。唐鸿南执着于散文诗的写作,近年来影响渐大,已出版散文诗集《在山那边》。本期发表了他的散文诗《芭蕉树下》(外四章),一如他以往的创作,诗化的风景,诗化的风情,深情地抒写着他对故土的诗化的心怀。黎家璇在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散文随笔,其文字洗练,选题精准,说理论证清晰有力,抒怀状物写景笔致多变。本期小辑发表了她的风俗散文《乡村纪事》,犹如一个个特写镜头,串联起一组饶有趣味的黎乡风情习俗画面,民族特色跃然显现。容师德、羊许云活跃于网络写作,两人的作品各具特色。容师德写作没有刻意为发表而作的功利心,事无巨细,信手拈来,有感而发,随性恣肆,没有矫饰的文字往往更加贴紧着生活的真实。羊许云擅长于黎族风情习俗的讲述,文学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且富于民族特色,具有很珍贵的资料价值,所发文章多被相关纸媒刊物或网刊网站转载。李青星是后起新秀,其诗歌散文创作齐头并进,近年来成果频频,渐受瞩目。刘国昌常有诗作见刊,郑朝能出版过诗集,其他作者的诗歌散文作品也都有其可供圈点之处,在此不赘。

以上所谈虽然是这一期《黎母山》“黎族作者小辑”的大致情况,但也从一个侧面窥见了黎族文学创作的面貌。这一面貌反映出黎族文学发展的成就,也显露出其中的不足。这些不足中一个特别突出的方面,就是文学批评的严重缺失。

我所说的文学批评的缺失,首先表现在我们的黎族文学队伍中缺少从事理论批评工作的专家。由于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不是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而且文学批评需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所以出于个人兴趣和学养积累方面的原因,许多黎族作者都回避将理论批评作为自己写作的选择。其实,在黎族作家队伍中并非完全无人染指评论,如亚根就发表过《滞后的民族文学批评》《对民族原生态文化消亡的文学思索》《在意象中追求诗的韵味》《历史的记忆和审美立场的彰显》等文学、文艺评论,以及一些书评、文学短评等。此外,叶传雄、高照清、苏文殷、唐鸿南、李星青也发表过少量与评论相关的文字。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相对于整体的黎族文学创作来说都显得非常单弱,形成了与小说、诗歌、散文创作极不对称的局面。黎族作者基本上没有掌握对黎族文学进行评价的话语权,黎族文学创作发展的相关信息传递以及作品推介主要都是依靠外部力量。在这一点上学术界和文学界的专家学者、评论家功不可没,但是这些专家、评论家大多不是黎族人,有时对黎族文学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深入,信息的掌握不够确切,难免会评判失据。所以,黎族文学需要有自己的作家,也需要有自己的评论家。

黎族文学批评的缺失,还表现在一些黎族作者没有批评意识。这些作者既听不到批评意见,也不愿意接受批评,故步自封于自己用文字营造的那方小天地而不知有汉。当然,这种情况属于极少数,更多的时候是客观环境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批评的氛围,造成了批评意识的缺失。由于缺少理论指导,导致文学作者眼界不够开阔,观念不能及时更新,满足于几十年一贯制的写作套路,作品要想实现突破自然很难。这种情况在黎族文学创作中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作家的学者化早已是一种趋势,批评与创作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加强自己的理论素养,才能更为理性地观察生活、辨识生活、把握生活,从而更好地开展创作,写出真正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优秀作品。所以,鉴于以上所谈,一方面我们期待在黎族文学领域能够出现更多优秀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另一方面我们也倡导更多黎族作家、诗人能够加入到批评的行列,多写一些批评文章,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批评氛围,以促进黎族文学的健康发展。

 

①《“离开黎族,我就不是一个作家”——黎族当代作家访谈》,文艺报 201343日第5版。 

 

王海,黎族,1956年生,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什统黑光二村人。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吞挑峒首》,学术专著《从远古走向现代——黎族文化与黎族文学》(合作)。现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