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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执浩近年创作印象:在“小”与“大”之间完成致命一击

来源:撞身取暖微信公众号 作者:杨章池 更新时间:2018/7/22 0:00:00 浏览:1182 评论:0  [更多...]

《高原上的野花》是张执浩完整意义上的第一部个人诗歌精选集,这本著作承载着诗人不断完善的美学追求、艺术观念、人文理想,也隐藏着他成长成熟的线索。综观诗人近30年的写作生涯,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以下四个倾向:以用心生活的“小趣味”拥抱生命大荒凉,以光阴串接的“小桥梁”联通时代大鸿沟,以精心培育的“小宇宙”捕捉诗学大神秘,以日积月累的“小东西”建造诗人“大家伙”。在“小”与“大”之间,诗人时刻激励和训练自己“始终保持饱满的情绪,像趴在树枝上的变色龙一般,当预想着的独特即将出现时,你的身心会为这致命的一击改变颜色。”

一、以用心生活的“小趣味”拥抱生命大荒凉

真正的写作者不可能回避生命的逼视。加缪在谈及西西弗斯重复滚石上坡的徒劳命运后指出,“他完全明了他的悲剧情况,这种清醒的意识状态构成他的苦刑的部分因素,同时也使他达到胜利。轻蔑能克服任何命运。”有何胜利可言?诗人骨子里到底是悲观的,这种悲观贯穿了他的生活和写作全过程。

“而河水喧哗,死去的浪花将再度复活/死后如我者,在地底,也将踝骨轻轻挪动”。(《终结者》,2005),“每一个八分钟里都包含着毁灭/秒针在唱:‘去死吧,去死吧……’/我会接受这样的祝福”(《八分钟》,2012)。诗人对生命的本质已经看得相当清楚:“有些植物一旦栽下了就没有人/再理会它的死活/就像你和我来到世上/一旦形成我们/就只剩下了一种命运”(《忍冬》2014)。荒凉,孤独,无人应和:“没有星星能安慰另外一颗”(《最深的夜》,2015),“一个人活到地老天荒,无所谓故土与异乡”(《给程海》,2016)。“……怔怔地望着你,以为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黑暗中相逢”(《落日为什么那么好看》,2015),随着年岁渐长和“意义追寻”的深入,诗人敏锐地感受到生命穷途。“仍然有慌乱和激动/但再也没有非分之想,没有了”(《春日垂钓》,2017),有一种被岁月打败的沮丧,不会再像少年时“守着四根鱼竿/在它们之间气喘吁吁地来回奔跑”。

但他没有止于悲观,而是用耐心与荒凉拔河,以此报复这残酷命运。张氏作品“悲”的底色中,有着不放弃、不止步的因子,且近年的作品越来越细致、周到、平和,深具“文火煲汤”的耐心。“昨天我做梦了,见到死去四年的母亲/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物/没有遗憾,并/不伤心”(《青黄》,2006),理性而豁达,由锋利逐步走向宽阔——这时候,他对一双拖鞋都能深深理解:“生活的本质在于变形”(《老伙计》,2007)。“人世安静莫过于雪落无声/你在天光下沉睡/你梦见了给过你温暖的人”(《星期天的雪》,2014),“多余的生命又发了芽/多余的爱还在泥土下抓挠/死亡并不存在”(《我的土豆树》,2015),这是对生命的叹息与追忆,残酷的生活现场已经迈过,再也没有畏惧。“人世尽头/大声呼叫却不期盼任何回音”(《星星索引》,2014)。作为多年后的回忆文本,作品已经淘洗掉了那种凄怆、无望而呈现出一种坦然、认命,对现实有足够清醒的认知,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充满近“知天命”之年后的平和。《早安》(2014)在对一个梦的叙述中将生命的感恩、亲人的告慰和自我的暗示杂蹂一起:“我还有时间纠正错误”。“活着是一件多么难堪的礼物/死亡则是拎着密封的礼品盒/一味地走在归来的路上”(《清明凌晨忆易羊》,2014)峻厉痛切,充满了生者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

张执浩与他身边的红糖与油条、腌鱼、砧板、淘米水、土豆、槐花……构成了一种亲密关系,不嫌弃,也不是俯身屈就,而是热心接纳,拥抱,欣赏和参与。甚至《蘑菇说,木耳听》也登堂入室了。“细节才能承担情感的独特表达,使抒情落地。”抒情的每个着力点都借助结结实实的细节呈现。很多生活的点滴,是庸常的温暖,是相互的慰藉:2015年的《摇窝》,2016年的《猪圈之歌》,2014年的《最好的时光》等作品,都充满宁静和纯洁的力量。像《无题》:“花一样的蝴蝶落在了蝴蝶一样的花上/起风的时候,蝴蝶不动/风停了,蝴蝶扇动翅膀”。短短三行,在动与静的辩证中,有美中求真的可贵旨趣。《白芝麻,黑芝麻》(2017)中传递的认识论,则调侃人天性中的“区别意识”和“分类冲动”。(《形色》2017)中,诗人从对植物的命名到自我的被命名,充满对存在和本质的辩证思考,继而延伸到情感之于人这一主体的巨大作用力。通透,源于他与生活的相互谅解——存在是虚幻的,坚持“及物”,就有永恒的可能性。

认清生命残酷的本质后仍然积极投入生活,张执浩关于人生和命运的基本态度是:珍惜,自省,平静,知足,同情,哀而不伤。他曾经在内心的工地大兴土木,曾被自我的责难拉成一张满弓,如今他全然放下,独对着繁华后的空茫,坚定,不舍,温柔,有力。他看到,银杏树上挂满了善男信女们的许愿条,“一根根红布条/缠绕在一起/像不幸的人挽着不幸的人” (《发现》,2016)。正如伊利亚斯·卡内蒂所言:“去写,直到在写作的欢乐里一个人不再相信他自己的不幸。”在对“痛”的书写中,痛苦本身能够某种程度的化解、转移和舒缓。“随着天光渐次拉开,“昨晚在梦里走散的人/又聚到了一起/我也由喃喃自语变成了/沉默寡言的那一个”(《和声》,2016),虽然是寡言,毕竟不再是自语,自说自话。

“你拿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毫无办法”(张执浩语)。全身心投入地生活,并加以审美眼光的观照,本来“不值得一过的生活”就有了光亮。在《听说你那里的梨花开了》,2017)中,关于美与衰败,爱与死,生的繁华与空寂,诗人已经了然于胸。诗人倾心于“丘陵之爱”,不代表弃绝了攀登,而是在表达一种向下的、接地气的生活态度和哲学感悟。《无题》(2017)可以印证:人生代代无穷矣,江月年年只相似,水杉树作为客体,香樟树和梧桐者作为观察者,杨柳作为表演者,都统一到了“照过张之洞的阳光转眼照在了/张执浩的身上”。有唏嘘,有庆幸,有感恩。真正和解不断达成,“你有不死之躯/我有义务为未亡人寻找/声音的旧址或遗骸”(《召唤》)。诗人明白,烟火气才最动人,凌虚蹈空的那些是靠不住的,早期“空洞抒情”是无效的,坚实地、有条理地活着,才是一个人的逻辑起点:“你何曾见过一位身心轻盈的父亲/生活从没有容易过”(《生活从没有容易过》,2017)。就这样,他异常卖力,既怀着绝望,又投入执著的热情——他是自我认证的“虚无主义者”,但前面可以加上两个定语:“温暖的”和“积极的”。

二、用光阴串接的“小桥梁”联通时代大鸿沟

“把自己置身于过去和现在之间,尽可能寻找那种有张力的、弹性的情感,在反复的拉扯过程中测试我们内心深处的精神韧度”。张执浩在接受林东林专访中的一段表述可以概括他的“时间诗学”。

“一件艺术品是恢复失去的时光的惟一手段”(普鲁斯特),诗歌创作过程也是寻找自己和同时代人的过程。艺术旨在恢复人类对生活的感觉,所以“感受”永远大于“知道”,抒情永远大于说明。在荆门长大的、在武汉工作的张执浩,在“弹舌音”情怀中又加进“大武汉”的自觉,有根,有出处。诗人的阅读、思考、创作,带着江汉平原和大都市武汉的空气、水、声音、气息等等元素。时间在飞快奔跑,在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过去与当下之间形成种种鸿沟,勾连起各方经验,有效建设群体之间、故我和今我之间的情感通道,不仅是一个写作问题,也是现代化能够真正实现的问题。

赫尔南德兹说:“我憎恨那些只用大脑的诗歌游戏。我需要的是血的表达。”对血缘的尊重和追溯,“十指连心”的痛感,在诗人的写作中是一以贯之的,长诗《内心的工地》(1998年)、《美声》(1999年)、《身边的丘陵》(2005)、《砧板》(2015年)等作品都透露了这样的生命观:生者继承着逝者的生命信息,感受着无处不在的牵引。但如果一味沉溺情感而无暇他顾,就会在成为自我感动的标本而与读者自动隔离。诗人体恤地将情感艺术化、在场化——作为诗龄超过30年的“老司机”和“老导游”,他以娴熟的车技艺将读者带进一个又一个胜景,以要言不繁的解说绘出大家各自心中的图景,从而以作品的独特性唤起深沉的共鸣,以“替别人做梦”的方式实现其公共性。

创作于2004年的组诗《亲密》不仅清晰地表明了诗人创作立场和姿态——“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肚脐》),而且以一种“蛮横的主观”强烈捶击读者的心:“这些松柏,因为是你栽的/因此它们常青;这些走动的小鸡,因为你在/它们才甘心做我们的家禽……”(《垂而不死之歌》)。多重、复杂的逻辑扭在一起,作为一个明晰的存在,同时又给出多重的指向:“让我蠕动,像一粒米那样盲目/你有两个儿子,你知道么,可你不知道/他们共用着一种疼”(《那半截蚯蚓去了哪儿》)。在《神马》(2006)中,“一个老儿子,老男孩”辗转旅途,思念念着母亲,一路狂奔后刚刚停下,多重镜头聚集在一匹莫名其妙的马上,只因它可以“当信使”。在《看不见大海的河流》(2014)中,诗人写出了对生命来处和人生归宿的一种忖度:“我在轰鸣中想起了/父亲的那两个动作/摇头时我满脸水雾/抬头见烟雨中的老父亲/正在堤坝上使劲朝我挥手”。“我试着用手去探测鞋筒的深度/我把两只手臂都留在了潮湿阴暗的地方/那里有他脚下趾抠出的浅窝”(《深筒胶鞋》2015)细节真切,温情动人。亲情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归宿和存在的支撑,不然我们会像他诗中的“找信号的人”一样,举着手机,无望地奔跑在山冈上,而信号迟迟不来。通过厚实的文本,诗人为过往的、业已消逝的生活作证,给它以持续的理由。

张执浩处理时间的方式,是一种线性的贯穿、粘性的交融而不是简单的跨越。“绵羊柔软/火车粗暴……/我一会儿是头羊/一会儿是火车头”(《一群羊想过铁路》,2009)万物撞入诗人眼中,与他内心那个矛盾纠结的自我相勾连。诗人的确又柔软又粗暴,田园牧歌和现代文明在争抢,需要“作出抉择”。在《冬天的风》(2014)中,诗人已经将个人际遇放到更大背景下来观照,寻找普遍的规律:“我也像风过人间/却不像你这般悲催难遣/人世间每一张痛苦的脸/醒来后都有温情的一面”。《那些花儿》(2016)中说:“这世上还有什么没有被比喻过”,是一种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概叹:“说不清白是命运/说清楚了是偶然/那些花儿在夜色中/如念头般,一闪而过”。回归,也有回归的无奈:“坡道蜿蜒,命运如绳/你曾被它牵引着去了山那边/现在又将被它捆绑着押送回来”(《山中一日》,2016)。但归根到底,人生的况味需要向内探询:“而所谓修复,不过是/人到中年坐在路边/脱下鞋使劲磕着/里面的沙子,直到/从中磕出早年母亲为你纳的鞋垫”(《在景阳》,2016)。他对情景的描摹中交替出现悲喜,消极厌世与积极入世,螺旋式呈现出悲观和豁朗,迷茫与通透。

张执浩在长年的写作实践中练就了一种驾轻就熟的本领,只要有一个媒介,他就能一脚借力,平稳起飞,高度不会令人失望。《簸箕与筛子》(2015)中,诗人通过一张旧照片中与过去岁月重逢,并与过去的“我”形成对话,形成奇异的互动:“我让他仰起脑袋看”“我让他低下头来擦拭满脸泥水”。后来,母亲出场,“午后,她端着筛子坐在台阶上/面朝我每次回家的那个方向”。而这时的“我”已经长大成人,一次次离家,所以也是借簸箕与筛子串连起岁月。这种互动性在(《河水在看着我们》,2014)等作品中也有表现:“我看见它(鱼)的时候它也看见了我/它再度跌进河水的声音欢快而悲欣/仿佛我在人群中发出的感激和抱怨”。好诗人则能使我们如梦初醒地发现从未经验过的感觉,即所谓“心中有,笔下无”的东西。里尔克认为,拯救世界的将全部存在——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存在放进“开放”与“委身”的心灵,在“内心世界”中化为无形并永远存在。

三、用精心培育的“小宇宙”捕捉诗学大神秘

“诗歌发生学”的文本示范和经验探秘,是张执浩创作的又一鲜明特征。张执浩对于诗歌的神秘性有足够的敬畏:它本身就存在着,等着诗人的发现,实现诗与诗人的相互成全。即特兰斯特罗姆所言“不是我在找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当那一刻来临,诗人调动所有的触觉,以精良匠人的储备,发出自我不确定的一击——那一刻,一首诗的命运被决定。

在《高原上的野花》,面对“如此众多的小美女”,诗人由衷地表达“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的意愿,于是四处盛开的格桑花与他有了千丝万缕的牵绊,那是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独唱,却又好像千万人响应的大合唱——那种在广袤天地中应对生命的大呼唤而发出的宣言,如同神谕。在长达30多年的写作生涯里,诗人诗学武器库里积累了足够多的库存,他的“小宇宙”在不断积蓄和爆发。具象与抽象熟练转换:“应该设想我体内有钨丝,而你是电力”(《荡漾》,2004);矛盾化处理:“把我的一截给你,它是你的一部分/却是我的全体……”(《荡漾》,2004);人与地理无缝粘合、巧妙转换:“你是下游的一部分/春天下了细雨,你是潮湿的”而“上溯一千米,便是银河”(《牧鸭女》)。其近期作品还呈现一种罕见的“相融”的特点。《和婴儿说话的人》(2016)中,“我”分别化身于爱之所施和受施,实现自我的统一;《天太凉了有点冷》(2016)体现的是物我相融:“我在变幻的云朵下面模拟过/一切遥远之物的影子/神秘的不是它们,是我自己”;《当花旦年事已高》(2016)体现的是暮年与幼年的统一。

张执浩提倡“擦亮汉字,让其再活一次”,“把每一首好出现视为写作者对自我生活的一次奖赏”。诗集中的部分作品是诗人写作经验的归纳。“长安回不去了,我要回楚国”(《重阳一幕,或莫须有》,2006)。这一宣告,成就了诗人掉头而去的清晰而坚定的背影,“回楚国”的誓言也被一次次淘洗中被反复激活,成为水落石出的公共资源。《侥幸与无辜》(2012)似乎是诗人“以败笔为生,居然乐此不疲”的自嘲,但更多是虔诚和敬畏。写于2012年的《给你看样东西》充满苍凉和挫败之感,涉及对文学及人类意义的思考。我们积极言说,而所下定义,所出概念有多少能够真正与事物本身合为一体?哪怕小男孩蘸着涕泪的手指“有着无中生有的能力”。“那儿,一颗灰白的无名星/正努力接近有名/尽管他和他都没有命名权/尽管那样东西几乎不存在”。诗人就是要在这样的无望中寻求微茫的希望,无中生有,为事物命名,争取对世界的命名权。

《好雨》(2013)几乎可用作诗歌发生学总结范例:不是“我”向诗追寻而是诗向“我”跑来,让我逮住。这反向的过程正是说明了诗的神秘性、偶然性和自发性。“床边的鞋底上粘满了泥屑”,生活的泥泞是诗歌孕育的温床吧。《诗歌的诞生》(2016)则是诗与生活的互文。从小鸡外出蛋壳、小牛出生、土豆生芽、樟树披绿现象观察,诗歌的诞生与生命的诞生实际上是一样的,必须有生命的律动,有内在的冲动。在诗中他还形象地传递这样的理念:诗歌就是要做减法,要敢于舍弃,对自己下狠手。《最好的诗》(2016)探讨诗歌的标准和写作要遵循的要点:好的诗歌一定不是广场的宣言而是喃喃低语,它一定是纯洁稚嫩、毫无机心、依恋万物的,它一定是花开未结果的状态;好诗的完成,应该是在不停追寻完成状态的“未完成”,用心灵翻山越岭,用自身的光亮去发现所有的未知。

这些主张在他2017年的一系列作品中得到强化。《左对齐》(2017)中,“你的脚下踩进了你父亲的脚印中”代表着继承。“回家”与“离家”,生活的体验与写诗的体验密切地粘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妙的互文。诗人清醒而冷静静地意识到人人都会有日渐枯竭匮乏的隐忧时,生命已经作为一种燃料供养着写作,这是献祭,也是“无用之物即将将我活埋”的恐惧之下,在“欲哭无泪之年”的一声长叹(《那些能当作引火的事物》,2017)。在《树枝不会因为果实而折断》中,诗人认为,生活的意义正如密密麻麻的桃子,“说出”和“不说”之间,意义在消解,也在不停产生。

四、以日积月累的“小东西”构建诗人“大家伙”

不同于一部分功成名就的诗人的“长诗情结”和“史诗追求”,到2010后,诗人很少写长诗,而是着意于“小”,越来越使用“日常”的题材和“家常”的语气,用极可感的画面,

辅之以张氏声调、音韵,进行着他删繁就简的实践。“对一个写作者来讲,简单并不意味着单纯,而是具有一种祛除杂芜的能力”。大道至简,他摒弃了繁多的花招,专注于从呼啸而过的物象陨石中抓住“这一个”。

小中有大。写于2012年的《冬日纪实》借用了传统中国画散点透视的技法,让物与人、远与近处于同一平面上,这样,“我”与世界之间悬殊的大小差距一下子被缩小了,成了足以等量齐观的两端。《过去见》(2015)一步步聚焦,通过特写镜头呈现暴雨之前的慌乱,暴雨过后的平静,从喧嚣到静息,世界最后通过一只牛眼来呈现,新奇精巧。

平中有奇。并列的、相互冲突的词句回环往复,相互呼应,构成张力,使日常之美在回味和反刍中得以加深,形成明显的张氏风格:“低头出门的人终于有了抬头的习惯”(《无题十六弄》, 2006),“电风扇把灯绳吹过来吹过去/你够不着那里/我够不着这里”(《交谈》,2012),《翻山》,2012)、《夏日一幕》,2013)、《一间房屋》,2014)、《早上记下的》,2014)等作品中,这种回环往复中,景物由人物关系的介入而发光,淡而有味,充满真趣。

紧密中有疏离。他有时专注于一击而中,如小李飞刀般精准,但有时又戛然而止,意外宕开,以精确的方式达到一种空茫:他让你听“瓜瓤内部最美妙的声音”,让你懂得“所有走投无路的人/都像瓜籽一样挤在一起/又闷热又清凉”(《平原上的瓜棚》,2017),这时所有人都等着他把瓜切开,但他就是不给你切开看。他让你看“绳子上挂着粘满了鱼鳞的棉衣/棉衣开始很重,后来很轻”(《腌鱼在滴水》,2016),句虽尽,意无穷。

轻中有重,宽阔自见。写作于2014年的《打水漂的人》中有一处耐人寻味:石子为什么会变成石头?哦,石子这种“小东西”在在即将破空而出时,因向往“起风了,芦苇在对岸更好看”的境地而在瞬间拥有(或恢复了)其应有的形状、体积和重量。在同年写作的《翠鸟》中他写道:“但翠鸟能证明这世上并不存在幻象/它贴近水面一遍遍疾飞/就像当年站在岸边打水漂的少年/从早到晚都在努力/将一片片石头送过/越来越宽阔的河面”。写作的徒劳也是人生的徒劳,但河面“越来越阔”证明对自我的认知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深入。

无望中有召唤。张执浩通过诗歌文本回答了关于他对诗歌和诗人的理解。诗歌就是那无望的人世中汲取赞美的力量(《怀抱鲜花的少女》);诗人也是“拍星空的人”(《拍星空的人》,2016);诗人还是有过“怎么也无法够到梨子”的努力的摘梨子的人:“等我精疲力竭地踩水归来,身后传来‘噗通、噗通’的落水声(《水边的梨子树》,2016),这明显是诗人对“理想诗篇”的企盼和召唤。

这一时期,“大”被张执浩深深隐藏,偶露峥嵘。2007,诗人在《马里亚纳》中曾经提到“座头鲸”:在那地球上最深的地方,压力巨大,“深渊同样开阔”,座头鲸曾经抵达,哪怕只有一头。2012年,《观尼亚加拉瀑布》中,座头鲸再次出场:“这么宽阔,激越/感染着一头远在马里亚纳深沟里的/座头鲸。哦孤独的它/不得不一次次朝长天喷水”。我们尽可以把这个当作诗人和他那一群体的自况:潜得够深,的确够大。随着被他戏称为“三代半”的同时代诗人面貌日渐清晰技艺日渐精熟,大家伙们注定会越来越大。